當政府既專制又親商界，政府與追求盈利的商業傳媒其實有共同利益。在這個情況下，聰明的政府會讓傳媒擁有某程度的獨立性，好讓它們保持在公眾心中的公信力，它們可以在政策上批評政府，但不能在政治上挑戰政府，公眾以為傳媒為他們發聲，相信傳媒，但不知道對公民政治權利和新聞自由的威脅不僅來自政府，亦來自與政府合作，幫助政府令公眾在不知不覺間變得服從和合作的新聞機構。
講這段說話的人叫Cherian George。George講的是新加坡的經驗。他曾任職新加坡的Straits Times，專門寫政治新聞。離開報紙後成為學者，專門硏究權力怎樣通過傳媒運作。他是南洋理工大學的傳理學校的副教授。學院早前否決了他永久教席的申請，他很可能會失業。筆者去年到新加坡旅行，買了兩本他的著作，Singapore 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 和Freedom From The Press。George最近接受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硏究中心邀請來香港做訪問學人。
George說不了解香港的情況，但亦有聽聞香港不少傳媒老闆在中國有大量生意，香港的新聞自由正面對非常大的威脅。不少人喜歡比較城市間的競爭力，今天香港和新加坡比，明天香港和上海比。既然喜歡比較，不妨從George對新加坡傳媒的硏究，看看他的分析是否亦適用於今天的香港。
「以前的專制政府害怕私營商業傳媒，以為私營傳媒會危害政權，但新加坡的經驗說明其實不會，只要政府是親商界，巿場令雙方有共同利益，雙方可以做合作伙伴。政府的不完全控制，令傳媒能影響公眾意見，改變他們的常識。政府不用擁有傳媒，讓它們獨立於政府，傳媒有公信力的同時，政權亦穩定。市場令傳媒變成保守派。」
因為傳媒始終與政府保持某程度的距離，政府和傳媒的合作關係，公眾不容易發現雙方的密切利益關係。不過這個友好關係，依然有機會自我暴露。近年大量移民和勞工從中國湧入新加坡，引起新加坡人不滿，但傳媒只訪問官員，經濟學家，商界，外資，講新加坡需要更多人口，以保持競爭力，它們沒有充份反映一般新加坡人對大量外來人口的不滿。
George指新加坡官員是技術官僚，用很機械的角度看外來人口，以為中國的人是華人，新加坡的又是華人，同樣，他們以為來自印度的是印度人，新加坡的印度人口亦是印度人，讓他們到新加坡不會產生問題。事實是身份認同是非常複雜的事，新加坡華人與來自香港、台灣和中國的華人是有非常大的差異，不能説所有華人都相同。「因為是數字是龐大，新加坡人一方面感到威脅，公共交通、醫院、公共地方太迫，感覺是新加坡的資源乘托不了。另一方面是文化和生活習慣的差異，例如他們聲浪大。傳媒處理外來人口的方法，令公眾覺得新聞沒有反映他們的意見，代表他們發聲。但這種情況非常罕見。」
他表示知道香港亦同樣面對來自中國的外來人口問題，而且問題比新加坡的更嚴重。
政府有效管治，社會富裕亦令專制政權不會面對挑戰。「政府讓公民在物質生活上，在消費上有很多選擇，大家以為生活上的問題都是消費選擇的問題，以為自己有很多自由，忘記了只是物質的自由而不是政治權利的自由。物質豐盛亦令大家不會去追求政治上的自由，因為政治上的自由很可能不會令財富增加。」
「追求公民權利和新聞自由不是因此它們令我們的物質生活更好，而是因為它們本身是好東西，我們能在政治上自由表達意見，我們會變成更好的人。」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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