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免費電視發牌鬧出何止是一個「大頭佛」？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說，政府決定不予王維基免費電視牌照，便早已預計了司法覆核的挑戰。可是，梁振英政府有沒有預計到行政會議成員會借機作反呢？
我猜，梁振英沒有料到這一步。否則，蘇錦樑與袁國勇不會一開始便把責任推給行政會議，引導大家最初以為行會資料紀錄保密是關鍵。不少行政會議成員明顯不想背這只鑊，召集人林煥光叫政府多作解釋，並說行會只是給予建議；羅范椒芬說政府的解說安排「絕不理想」，李慧琼甚至叫政府多披露資料。再加上「有心人」向媒體洩露非行會資料的政府文件，更令人相信，完全是梁振英（或者包括背後的中聯辦？）把原來發三個免費電視牌照的決定改為兩個，把香港電視叮出局。
駕馭不了港英遺產
這次事件再次證明，中共、土共與一眾建制派駕馭不了港英時代留下來的大局。其實，港英政府當年也是極力控制廣播業，不妨重溫一下港英政府的發牌史：
1949年，香港麗的呼聲成立，當年是一家英國公司；後來有麗的映聲，輾轉成為麗的電視，以及1981年至今的亞洲電視；
1959年，商業電台成立，老闆是與殖民政府關係極深的何東家族成員何佐芝；
1967年，邵逸夫、利孝和要再加一位英資洋行大班祈德尊才能成功開台；
1975年，佳藝電視成立，又是何佐芝，再加恒生銀行創辦人的兒子林秀峰；
1978年，佳藝電視倒閉，政府拒絕重新發牌；
1991年，九龍倉的吳天海取得香港第一家多頻道有線電視；
1991年，李嘉誠屬下公司取得新城電台，即開埠以來香港第二家私營電台；
簡單來說，私營廣播牌照只能發給與政府關係極深的商家。這是英國人佈下的社會控制結構，即使港英政府在撤出香港前三十年開始變得開明與寬容，也不敢大改這個架構，更不惜讓香港廣播業發展停滯，也防止港台公司化。八十年代北京政府與英國政府會談時，很可能也談過要保持香港的媒體格局不變。因此，1992年，港督彭定康抵港，他有膽搞政改，但絕對不敢動香港的廣播格局。
「維穩」幾十年的香港廣播業
港英政府利用行政部門完全主導的牌照制度，透過極少數幾位親政府商人，控制與經營香港廣播業。用今天大陸的說法，就是「維穩」，不過，不是剛性，而是柔性。這樣不合理的廣播業維穩工程，由官府培植的寡頭壟斷，一直極少受到質疑。特區政府蕭規曹隨，2003年，第二家多頻道有線電視，只能由李嘉誠兒子李澤楷經營，他利用在此之前不久才收購得的香港電訊（改名為電訊盈科），辦了Now寬頻電視。
不過，一樣的制度，在不一樣的人手上，以及不一樣的時代，會有不同的效果。而且，香港民間對媒體的要求與期望急速上升，香港廣播業的管治不再為人默默接受。而梁振英上台，更有意無意改變了權力佈局。回歸後的兩位特首，都算是中共的統戰及間接管治香港的人選，而本來有望成特首唐英年也是這類人物。這類人物雖然屬所謂「地產黨」，而且政績令人失望，但是，起碼能穩住廣義的建制陣營。如今換了梁振英，透過中聯辦實行較直接管治，把「地產黨」排走，令他們成為「在野」，結果，令建制陣營內部進一步分裂，口和心不和。這種分裂，回歸以來不曾見，更不會發生在港英年代。
梁振英與中聯辦（甚至北京政府）似乎沒有看到這個轉變，還以為可以把港英的工具繼續照用，就可以達到「維穩」。把兩個牌照發給既有的經營者，不給予新經營者，其「維穩」邏輯十分明顯﹣﹣不變應萬變。可是，這個年頭再用舊手段，便要付出新的代價了。
勿忘認識自我
我花這麼多筆墨去強調由港英時代到特區政府的廣播業控制手段，不是要說港英好還是特區政府好，更不是為梁振英辯護。而是想說明，香港社會畢竟是進步了。香港市民啃了幾十年政府控制的廣播業，今天終於不再啞忍，產生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民間改革廣播業運動，他們不只不滿TVB，還不滿整個廣播業的規管與治理，以及背後的官府邏輯。當年佳視倒閉也有一輪風波，同樣有數以百計員工抗爭，但沒有產生像十月二十日那樣數以萬計市民自發上街。如今運動似是蹣跚舉步，其實是石破天驚，比起無疾而終的「撐港台」運動有勢頭得多，也令經營多年的民間開放大氣波運動由小圈子變成大事件。
這種自我認識，對今天的社會氣氛尤為重要。許多人認為，因為赤化，因為大陸化，香港本土危在旦夕。有些人在北京政府及其政治代理人的粗暴干預下，焦躁不安，甚至歇斯底里，到處虛構內外的敵人，終日為各種騎劫陰謀疑神疑鬼，殺錯良民。這種歪風不單製造不必要仇恨，把正在萌芽的公民社會導向邪路，推向族群社會，而且，更忘記審視香港自身社會的進步與局限。
如何有歷史眼光去審視自己，以至確認自身的得失，香港公民社會還需摸索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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