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宇翔 (中文大學國是學會會員)
古語有云：「治大國若烹小鮮。」然而香港既不大，也非國，只是位於南中國的一座小城。故此，治港不但不能「若烹小鮮」，更要反其道而行，以「理小城如處急流」的心態治理。
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有能力站立於世界的尖端，必定有它難以替代的價値或過人之處。若問香港在這方面有的是甚麼，我相信不少人會説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航運樞鈕。在現階段而言，這固然不錯。然而，放眼世界，有資格取代香港這些地位的地方雖然不多，但也不少，至少也有上海、深圳新加坡幾個地方。可預見的是，若上海、深圳的法律能更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貿易自由度可以再高一些，又或者新加坡的獨裁色彩再减退一些，我相信香港「亞洲國際都會」的光環便會褪色不少。
當然，這種衰落不是轉瞬之間便發生的事情，也不是一種可以加以感慨或長嘆的失落，而是不知不覺間，大廈的根基不斷被蠺食，到了某一天，才發現大廈已經傾頽。
世界上從來就沒有甚麼不會衰亡的力量，儘管是號稱「日不落帝國」的大英帝國也如是，更何況是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既欠缺資源，又缺乏廣闊的土地，所端賴的不過是趨勢而行的轉變能力以及獨有的政經環境，才能擁有今時今日的富裕以及興盛。
瞭解了這一點，就能明白香港的繁榮其實是多麼的脆弱，又多麼的不扎實，但這也不是這一城一地的最可怕之處，而是在於它缺乏遠景，處於一種可怕的遲滯，看不到除了現有的，還能創造甚麼新的。
對於一個大國，或許還能經得起這様的遲滯。但對於香港這様的小城，遲滯意味着死亡，意味着威尼斯式的死亡。
要知道，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尤其是城市地位這種白熱化的競爭，若非長袖善舞、洞燭先機，否則絕不可能爭得一席之地，而香港今日的地位也正是通過五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兩次的經濟轉型而來的。在五十年代，香港面對韓戰禁運，被逼放棄賴以生存的中國轉口貿易，卻能利用二戰後的各種因素，成為小城工業中的典範。而在七十年代，面對石油危機，卻能迅速把握中國改革開放的機緣，成為國際性的金融中心。
凡此種種，可見昔日香港趨時應勢的豹變之速簡直使人咋舌，而正是這些靈活的手腕才使香港在世界城市之林佔一席位，也正是一個小城圖強應有的風範。
但很遺憾的是，這種風範漸漸和我們遠去，本該嚴肅的卻成了笑話，應當感動的卻成了哭笑不得的鬧劇。
漸漸地，香港的遠景變得模糊，如同祖國上空的霧霾，混濁而教人窒息。望遠方，但是認不清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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