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句說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曾經為香港人做到這點而自豪。
今天，同樣一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為身為香港人說出這句而羞恥。
當看到香港政府的「廣播條例」，條文寫流動電視不受廣播條例所規管，係市民唔識睇中文，定係香港政府對中文字有自己另外一套見解，如果你發現法律有錯失，你應該依正式渠道再行立法修法，而不是擅自強行「解釋法律」。
事實上，法律的目的既在求得正義；為此，法律必須具備明確性、安定性與可行性，俾使人人皆能適法、守法。蓋法律規定不清不楚，則人民不知所措；法律規定朝
令夕改，則人民無所適從；法律規定陳義太高，則形同具文。故法律應具備下列
條件：
一、法律必須具備明確性
法律必須規範明確，此乃法治國家為了保障人民（被統治者）權利，而必須
藉由「法」明確的規定政府（統治者）的權限，俾使人民有可能預測國家行為的發展（洪遜欣，1991：398-404）。至於，現實生活中之所以會有為數甚多的不確定法律概念存在，通常是由於立法者無法掌握社會未來發展，而採「概括條款」（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方式加以規範，以防止法律因趕不上社會需求，而無法適用。如《民法》第72條的「公序良俗」、第148條第2項的「誠實信用原則」等，皆屬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屆時再由執法者透過法律解釋的方式，使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能具體明確的適用。惟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解釋，沒有絕對的方法可供依循，故須具備相當的法學素養，方足以勝任；通常解釋時，須依實際情形將不確定法律概念類型化，類型化時常須參酌判例或學理等方法，而令不確定法律概念清楚明確，俾使法律能妥當的適用於現實生活。
二、法律必須具備安定性
即法律不得輕易變更，此乃民主國家之法律不外保障人民的權利與規範政府
體制，使政府（統治者）在法律的規範下行動，而不致流於專制。為使法律對統治者的行為產生規範作用，法律應當具備安定性，讓統治者不能輕易變更，俾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皆能習於法律規範，進而養成遵循法律的精神。但法律係因應人類社會的需要而產生，自當因應人類社會的需要而修改，故凡屬法律成文國家莫不規定法律修改程序，以適應人類社會變遷的需要。然法律的修改並非全無限制，而是必須依循法理為之；也就是說，法律的修改必須具備合法性（Legality）與正當性（Legitimacy）。所謂「合法性」，指法律的修改必須在程序上，符合現行法律或法令的規範，故判定較易。當統治者因法律規範對其施政產生不便，而未按法律修改程序為之，則明顯違法，即或人民暫時屈於統治者的武力威嚇而沉默不語，但從法理論之，人民實可在內心告訴自己，統治者的合法性已絲毫不存，一旦時機來臨，必推翻此一違法政權，此乃所謂「抵抗權」概念之由來（陳新民，1988：143-73）。所謂「正當性」，意指合乎法律修改程序所修訂的內容或法律所未規範（如憲政慣例）而新增的內容，能否為社會上大多數人所認同，而這份認同，往往來自人類感性與理性的判斷，故判定較難。例如美國總統華盛頓拒絕第三任總統的提名，而形成往後美國總統連選得連任一次的憲政慣例（後始經憲法增補規範），即當時法律未規範，但符合正當性；又如政府未經立法程序而宣布沒收少數富人財產，並將之分配給多數窮人，則是缺乏合法性，符合正當性。換言之，「正當性」的判定標準在於法律（法律屬之）的制定、修改與廢止，其所造成的實質改變是否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而定，只要這項改變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便符合正當性（未必具有合法性）（謝政道，2001：492-4）。
三、法律必須具備可行性
法律必須能夠履行，此乃法律之內容如何完美無缺，如果無從落實於人類實
際生活，亦屬無用。蓋法律不外創設權利義務關係，創設時應考慮的要素有三：其一、就空間而言：法律能否在大小不同的領域、人口與各種不同地形、天候等環境條件下，均能發揮其功能；其二、就時間而言：法律能否在時代思潮巨輪的轉動中，繼續滿足人類各式各樣的需求而不被淘汰；其三、就人性而言：要考慮的便是任何法律，都要靠人來運作，始生效用。所以在制度的設計上要注重人性的現實面，而不可太過理想化、道德化（謝政道，1999：187）。有謂惡法可以不必遵守，但民主法治社會下，「惡法亦法」，當然必須遵守。通常此類惡法於當初制定時是善法，隨時間變遷而不符社會大眾的需求，而淪為惡法。惟民主法治社會下，惡法必因應社會大眾的期待而修改成善法，因為統治者深知若不能順應民意的需要，則必然於下次選舉時，成為被統治者（謝政道，2001：493）
節錄自<<法學緒論>>教材
如果你是有心人於香港而看到這裡，今次hktv流動電視事件中，通訊事務管理局不單只不跟從條文所寫而執法，更自行改變條文原意使廣播條例失去了安定性，而今天通訊事務管理局說不會再就事件去解釋，令廣播條例失去了明確性，而之前所謂的解釋，也並未能真正令大眾明白這次事件的不合理執法，再者，所謂流動電視牌照接收用戶不能超過5000戶，但信號要覆蓋香港超過一半範圍，敢問本身是否合理??香港，有700萬以上的人，用常識去想，這廣播條例，要引用在流動電視牌照，相信懂得一點點數學的人，也能夠理解，要強行用廣播條例去包含流動電視牌照去監管，已經令法律失去了可行性，可見今次事件中，通訊事務管理局是完全的違背了法律的性質!!!
其實這次事件之前，早有法律面前不平等的先例，那些什麼官二代，富二代，知名人仕之類的犯法，卻能夠以一個社會服務令去免除部分刑罰，就是中國高幹橫行無忌於社會的前奏曲。
（題及圖為編輯所加，圖片取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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