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三（6月25日），舞評人李海燕在本欄舊事重提，談及由1980年代末運作至1992年的「城市劇場」的有趣經驗。碰巧筆者於2010至2011年期間，曾就當年城市劇場的駐場實驗劇團「沙磚上」，進行深入個案研究，故此本文希望接續李海燕上週的討論，指出小劇場對於本地表演藝術發展的重要性。
真正的小劇場
正如李海燕所提到，城市劇場位處黃大仙一幢屬於「城市當代舞蹈團」藝術總監曹誠淵家族的物業地下，而該幢物業也是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的會址。我們知道，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由曹誠淵於1979年9月成立，會址最初設於上述物業之天台，1987年則遷往該大廈底層，並成立「城市劇場」。曹誠淵的場地構想，是把劇場(「城市劇場」)、畫廊(「城市藝廊」)、咖啡座等集於一身。曹誠淵指出：「其實任何人也可使用這個空間。而且場地真的可沙可磚，有時可將場地全部塗白，之後又變回黑色，很自由。其實當時藝術中心已存在，當中有個場地稱為Black Box，不過限制很多。後來場地便沒了。故我們開設了個『城市劇場』，便有很多表演發生。」（見《沙磚上：實驗．組合．時代》一書）
城市劇場是當時全港彈性最大的劇場，觀眾席的佈置固然可供隨意調配(甚至可以取消觀眾席)。 「沙磚上」在1989年演出的《酷戰紀事》，在劇場佈置上便以竹桿一字排開的把劇場空間劃分為前後兩部分，而在演出的尾聲，一眾的演員更隨著噪動的氣氛，把竹桿一根一根的拆掉，並以之逼使原本在觀眾席上冷眼旁觀的觀眾離席，進入演區，成為演出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 城市劇場也會為個別的演出提供特長的安裝佈景與技術綵排時間， 故此當時受到了演藝學院學生、業餘劇社，甚致新生代的實驗劇團的廣泛支持。正如李海燕所指出，對於劇場創作人來說，能夠有較長的時間在劇場「實地」創作、實驗與調校，實在非常重要。創作源於冒險，而冒險需要的是游刃與彈性，當年的城市劇場具有這些品質，刻下絕大部份的本地表演場地（康文署管理的場地）卻沒有。 除此之外， 城市劇場還會為演出團體提供行政上的支援，其中包括印刷宣傳品、票務、器材、提供技術工作人員等等。這些行政與技術上的支援，對於新生的表演藝術團體與創作人，尤其重要。
固然，基於劇團的發展需要也好，基於西九效應也好， 近年的確有不少中小型專業劇團，把位於工廈的劇團排練室改裝為小型演出場地。除此之外， 也出現了諸如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黑盒劇場、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青年廣場Y劇場等官方體制以外的小型表演場地。就算康文署近年也陸續將旗下場地（如展覽廳等）改裝為黑盒劇場，以應付不斷增長的場地需求。但我們需要的，是更多像當年城市劇場一樣的真正的自由實驗表演場地，讓多元的創作聲音得以釋放、對話與碰撞。
創作源於冒險
事實上， 翻開城市劇場的場地演出記錄，我們會發現，當年城市劇場的確什麼演出都有，商業劇場、社區劇場、學生劇團、業餘劇社，什麼都有。固然，對於新生代的實驗劇團， 城市劇場是創作實驗創作的樂園。但正如著名劇場導演鄧樹榮所言，小劇場相當於大企業中的「研發部門」（R＆D)。大企業沒有具冒險性的研發先導計劃，又那有繼續維持創收的能力？所以，像城市劇場這樣的小劇場，對於新生劇團來說重要，對於本地表演藝術的產業化發展，也同樣重要。試想想，像紐約百老滙這樣表演藝術產業化成熟的地方，不少創收的演出都會在外百老滙甚至外外百老滙的小型表演場地，在相對自由的創作環境與較少的製作與票房壓力下，先行作實驗創作與演出。一則聽取觀眾與業界的意見與反應，持續改進演出。二則為演出贏取口碑，為來日正式進軍百老滙商業劇院舖路。 由此可見，本地小劇場的發展，對於文創論述高唱入雲的西九年代來說，同樣重要。
或許，大家會疑問：像城市劇場這樣放任自由的場地，在歷史上曾經生產過甚麼重量級的演出？固然，創作源於冒險，但冒險從來沒有保證。冒險的創作不一定成功，卻打開了創新的無限可能性。就以當年城市劇場的駐場實驗劇團「沙磚上」為例， 在香港戲劇史上，他們能夠留下來的傳誦作品或許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像陳炳釗、張達明、吳偉碩、梁文道、陳麗珠、黃伸強、鄺為立、張輝、鍾小梅、黃志輝、馮國基、杜偉德等沙磚上成員，往後都成為了香港戲劇界以至文化界中不同領域的領軍人物，影響深遠至今；而當年城市劇場的開放劇場經驗，可謂居功至偉。循規蹈矩是創新的敵人，刻下的香港需要更多自由放任的小劇場。
作者為文化評論人
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4年6月30日
圖片來源：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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