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這兩場本地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自然是過去反高鐵、爭普選的延續，但在急劇變化的當代香港社會環境中，亦逐漸呈現出一些新的氣象，包括對歷史延續的關顧情懷，以至愈來愈清晰的公民抗命態度。仔細分析這些新的元素，或能有助我們思考未來社運發展的方向。
假差異與真類同
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的表面差異，在於前者被認為是保衛特定地區（新界東北）或社群（農村／農業／農民）的福祉，後者則為了爭取全港市民普選的權利。然而，新界東北發展與「三農問題」所反映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跟全港社會的未來走向，其實密切相關。因此，分析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這兩場社會運動時，應更集中於它們共同的關注：一方面抗拒來自中央及特區政權的高壓統治與語言偽術，另一方面表現出一種對香港社會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的深刻關懷，以至對本土未來的承擔。
特區與中央政權對這兩場運動的回應，表面上也採取相異的策略：針對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由香港特區政府出手，嘗試孤立要求撤回發展方案的新界東北村民，以發展建屋的「整體利益」，抨擊不遷不拆、保衛農業的「特定訴求」；而針對佔中公投，則特區與中央政權齊齊出手，透過發表《白皮書》以收窄《基本法》的框框，並試圖散播抗爭無用論，打擊民眾繼續反抗的意志、限制港人的選擇。然而，在這表面的差異之下，卻是一種相同的策略和利益——透過採用言不及義、指鹿為馬的假大空話，嘗試化「普選」作小圈子篩選、變「發展」為地產建設，以盡可能保護壟斷階層的特權利益。
歸根究柢，兩場社運的共同點所突顯的，是兩種歷史觀和兩種政治/社運觀的矛盾和對決：一方面是短視單一的發展觀vs.強調結連先輩和後代的歷史延續感的差異，另一方面是「現實政治」所強調的實利謀略vs.「我有我的尊嚴，不想再受損」的抗命姿態的分歧。
歷史延續感
反新界東北運動發言人卓佳佳引用了北美原住民的說話，提出我們現在所能享用的一切「資源」，並非祖先的「遺產」，而是向我們的後代借用的債。這古老的智慧，對在「中環價值」浸淫下長大的都市一代，自然顯得陌生，但卻直白道出了當代社會所愈來愈缺乏的歷史延續感。
經濟學者凱恩斯經常被引用的一句話是：「在長時段中，我們都是死人」（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針對的其實是市場均衡理論，但卻不斷被挪用作說明未來（以至過去）是不重要的。這種散播短視、忽略歷史延續性的理解，之所以在當代社會仍有市場，或許與美國學者拉什（Christopher Lasch）所分析的自戀主義文化的興起有關。他指出，在大眾媒體不斷播放天災戰禍和社會衝突下，現代人愈來愈習慣「災難」，以致逐漸變得麻木。因為感覺當代社會已沒有「將來」（想想"this city is dying"），不少人會變得只管滿足當下短視的欲望或「成就」，「對未來毫無興趣……對過去也是興趣索然的」（p.4），於是「活着只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前輩或後代……失去了屬於源於過去伸向未來的代代相連的整體的感覺」。（p.3）
從特區政府處理考古遺蹟、核電供應、農業與廢物處理等議題的處理方式，大概感受不到多少「源於過去伸向未來的」關顧；而中央與特區政權以至建制派在新界東北與普選等議題所死抱的「只爭朝夕」鬥爭哲學，也離「代代相連的整體感覺」甚遠。吳亮星在「夾硬」通過撥款後立刻「落荒而逃」，或可以說是具體地展現當代拒絕接受任何「失敗」的自戀主義者的「活着只是為了自己」、無心無力無顏面對「前輩或後代」的一種不堪形象。
這些只顧眼前成敗利益的自戀者，自然無法，或不願去理解為何愈來愈多港人甘願抗拒短期的經濟實利，反自由行、棄東北發展、抗第三條機場跑道，甚至願意擔負被捕或受封殺的風險，對「發展」和利誘說不。民間高唱「試問誰仍未發聲」，在意的，並不是個人利益，而是對先人建設我城的承繼，以至對後代的關懷和責任。換句話說，是建基於一種沉重的歷史延續感的呼召，這恐怕無法為輕佻的花言巧語公關偽術所遮蔽，也不會被「抗爭無用」的認命心態或「現實政治」的謀略考量所取代。
反謀略的抗爭
政府和建制派在反佔中公投中，主要的策略是嘗試製造抗爭無用，企圖指出中央政權的強大，港人的任何激烈抗爭也無異以卵擊石。這在某程度上也達至了一定的效果，例如令一些參與佔中公投的受訪者，會說70多萬的民意也不能改變中央的決定。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他們仍然願意站出來投票。
另一方面，「策略家們」提出的「現實政治」，強調的是謀略和行動的「實際」或立竿見影的效果。循這思路，新界東北抗爭和佔中運動的操作，可供批評的「謀略失誤」，也許多不勝數，例如指「反新界東北發展」行動不夠「勇武」，又或批評其過分「暴力」；又例如指篩選公投3方案進退失據，或強調「公民提名」不切實際。不過，這些評論，都沒有觸及以至理解這兩場運動參與者的情感和態度。
在社會不斷兩極分化、不公義事件充斥的世代，全球各地湧現各式各樣的公民抗命甚至起義，行動方式儘管不一，但堅守及爭取的，是每個人都應享有的生命的尊嚴。福柯（Foucault）提出，「策略家們」的「抗爭無用論」，是應該要反對的。他認為，當面對權力違反了普世價值時，每個個體所作出的抗命或起義的決定，都應受尊重。願意拿自己的生命冒險的抗命或起義，使人成為自主的主體，僅是其對無限濫權者說不的「存在」，就已足夠。因此，他的立場是「反謀略」（antistrategic）的，不同意對那些拒絕出賣生命尊嚴的抗爭者作輕率的評論。 （Michel Foucault Essential Works, pp.449-453）
演藝學院畢業禮同學的表現，或可看作是對無限濫權的政權代表說不的一種和平方式。如果濫權的自戀者將在其出席的任何地方、場合，都遇上對他們的濫權行為說不的抗命，令他們最終只能像吳亮星般「落荒而逃」，或至少不容易自我感覺良好，這大概也能稍為打擊自戀文化的擴展，同時彰顯並維護每個人都應享有的不順服於濫權的生命的尊嚴。
餘話
佔中公投的街站與網上動員，反新界東北的集會示威，都有不少年輕人的身影。看見他們到街頭游說、赴示威前線、上電視電台、於網上呼喊等奔走努力，換來的總是各種帶官腔的語言偽術，「謀略家」的批評責難，甚或惹上官非，總會想起差不多90年前魯迅先生寫的幾句話：「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無花的薔薇之二〉，1926年3月29日《語絲》周刊第72期）。自然，今日的香港局勢，還未有90年前的中國般惡劣，而除了年輕學生，還有70多萬民眾的投票表態；今天的「當局者」，仍未至於「將他們虐殺」。不過，無論現在還是過去，年輕學生都「本應該安心讀書的」，但香港當下的「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當局者」如果「稍有良心」，在施政匯報中，是否也應作一點「反躬自責」？然而，警察竟將他們拉了……
在缺乏歷史延續感的當代社會，不妨重溫法國已故歷史學者布羅岱爾的智慧：「我們同時在短時間中和長時間中生活，我所說的語言，我從事的職業，我的信仰，我周圍的各色人等，都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這一切先我而存在，等我死後也還將存在」；又或細味魯迅先生寫於「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的提點：「如果（香港）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濫權者） 的意料之外」。
參考書目：
1. 拉什（Christopher Lasch）：《自戀主義文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陳紅雯、呂明譯，2013。
2. 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店，顧良、施康強譯，1993。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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