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家臻@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
一件小事。
耳聞目睹過幾多國家大事，經歷過幾多文治武力，魯迅最耿耿於懷的仍是一件小事。這是關於人力車夫作為下層社會的一部份—他們既無銀子更無面子，只能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退到馬路邊緣餓肚子的悲慘社會故事。這也是關於透過人力車夫在交通意外後，勇於承擔責任，來讚美人力車夫的高尚行為，以及讀書人的反躬自身，令魯迅「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的一件小事。可是，一件小事惹來揶揄，認為小說應該寫才子佳人的轟烈愛情，如今將人力車夫作為主人翁，實在有失體統。
我也有一件小事。
禁毒常務委員會終於在七月二日公布「驗毒助康復計劃」首階段公眾諮詢總結。一面指委員會去年9月至今年1月共接獲2,791份意見書，過半數反對計劃；一面又說在委員會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調查，結果九成一受訪者支持推行計劃。主席石丹理認為意見書不及民調有代表性，不能推論市民的脈搏，「從科學角度，你收意見書出嚟嘅圖畫，我絕對唔可以就咁講話佢代表全港市民嘅意見」。況且，首輪諮詢有47%個人意見書以範本形式提交，又不用填報個人資料，「同一個人可交10份一樣嘅意見書，有咁嘅可能性」。故此基於數據結果，驗毒計劃有很強的公眾支持，值得探討推行細節云云。報紙輿論的即時反應是：「輸打贏要」（蘋果日報7月2日）和「搬龍門」（星島日報7月2日）。
「我從來都從心而發，直話直說」（唐青儀語），整個驗毒助康復計劃的諮詢工作都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負責今次諮詢工作的大員可謂上討長官歡心，下壓善男信女，擅權依勢，施暴民意，恐怕就算贏了諮詢，也輸掉公眾，到頭來都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諮詢期的設定太聰明：文件於9月25日發布，在短短兩個月間，不同的政策文件如雨後春筍地湧現（人口政策、固體廢物、長遠房屋策略），花多眼亂，恐怕普羅市民未及注意到《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文件》，諮詢期已經完結。而諮詢結果的公布日期一拖再拖，結果不遲也不早，正是在超過五十萬人上街後的翌日，即七月二日公布。
諮詢會的安排太聰明：諮詢文件甫公布，禁毒常務委員會於一個月內舉行四次諮詢會（第一次諮詢會是2013年10月4日，第二次是10月8日，第三次是10月9日，第四次是10月17日）。表面看來，他們的公關工作一流，態度進取，但其實是以快刀斬亂麻的方法，待大家未及消化文件，已經完成諮詢。而其中一個專為青年人而設的諮詢會，日期與地方不是別的，而是平日的黃昏，地點更是柴灣。以時間去解決異見，以空間去排斥社群，諮詢會的安排太聰明！
不肯應約太聰明：禁毒常務委員會開口埋口願意與不同意見人士交流，澄清誤會，但其實是推搪邀請，不肯與不同意見人士見面。就以我們陣線為例，今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三），為了延續、深化對毒品問題的討論，我們與香港浸會大學青年研究實踐中心合作，舉辦了香港毒品問題民間高峰會，席間超過140名前線社工出席。我們先後以電郵方式在二月廿一日邀約石丹理教授、二月廿五日邀約許林燕明專員、三月三日邀約狄志遠先生出席，結果各人以不同理由拒絕出席。
「Day Zero」太聰明：惡質政治的特點之一，就是將政治變成一種演藝事業。政客們在媒體公關的顧問下，閃爍但不連貫的動作和語言，做成了一種幻象，使人們以為資訊爆炸，自己跟不上事件的進展。政治人物的講話已不再有架構和邏輯，當然也不再有任何脈絡可言，因為這有助於他隨時換軌。問題是當政治變成如此模樣，他其實已經等同於宣告公共討論的死亡，而這通常又是政治走向極權的先兆。明明講明在諮詢期內收集意見書；明明講明若反對的居多，委員會可以不向政府建議計劃，終止諮詢；明明沒有提過要做民意調查…結果，如今，主席說：「我由Day0（第一天）已經和禁毒處說了會做。」除了狡辯，還是狡辯。
語言偽術太聰明：在政府回應禁毒常務委員會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總結的新聞公報中，有這樣的一句說話：「我們留意到驗毒助康復計劃有很強的公眾支持，其中，在一個獨立的民意調查中，有超過９０％的回應者支持計劃；而在某些界別，例如家長、從事戒毒治療服務的工作者，以及曾受惠於戒毒治療服務的人士，都較為支持計劃。」表面看來，這是平鋪直敍，至多是勾畫出家長、從事戒毒治療服務的工作者，以及曾受惠於戒毒治療服務的人士的支持取態。問題是，對於反對意見，總結報告則以含混、曖昧過關。社工界（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社聯及社工總工會）、醫學界（醫學會）、教育界（教協）、法律界（律師會）、政黨（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新民主同盟）先後提出反對意見，申明反對立場。可是，諮詢總結卻以一句：「雖然一些主要界別人士對計劃意見分歧，但社會普遍支持及早辨識吸毒者並及早協助他們的目標。」了之。民間社會變成「主要界別」，團體變「人士」，反對變「分歧」…語言偽術，真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意見書不及民調有代表性」太聰明：在語言偽術的統治下，語言的建造與操控，以成政治的主要成份，而藉著對語言的操弄，可以將整個國家的心靈完全催毀，剩下的就是惡質語言，它成為「正常」，成為「日常」。這些所謂的語言政治家，他們嫻熟語言的操弄，但他們那傑出的能力，卻都被他們那邪惡的意念所左右，於是他們的語言遂成了剛硬、暴烈、仇恨、排他的寄棲之地。「意見書」和「民調」本屬兩種搜集民意的工具。工具者，視乎使用目的，沒有優次之分。今回為達政治目的，不惜越調查研究之界，強行重民調輕意見書，開創了諮詢工作的惡例。
民粹政治太聰明：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不是民粹政治。民粹是以激情的民意來凌駕制度，民主則是以制度來反映民意。民粹政治是近來被研究得最多的一個題目。統治集團直接以人民的本能為訴求，藉以創造一種所謂的「全民政治」，以達管治目的。說穿了民粹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一種畸變，它可以製造廉價的亢奮，但夢醒時分，這種民粹必然付出慘痛的代價。香港浸會大學青年研究實踐中心就「驗毒助康復計劃」進行一系列研究，研究發現：跟毒品問題愈遠，愈認同文件所講的計劃目的；對毒品問題愈認識，愈對計劃有憂慮。結果，沒有接觸毒品的外展用者較有接觸毒品的外展服務用者表示支持，區議員較社會工作員表示支持。政府對這種「愈認識毒品，愈反對驗毒；愈不認識毒品，愈支持驗毒」的學術結果掩眼不看，反之，不斷製造許多駭人聽聞的廣告宣傳片，讓本來甚具爭議的驗毒助康復計劃在公眾恐慌下通過。
魯迅的「一件小事」都被揶揄，認為有失小說體統，那麼，我對驗毒助康復計劃中「諮詢偽術」的批評，也是一件小事，在「挽狂瀾於既倒」的當下，簡直有失分寸。但偏偏，我最耿耿於懷的是，「諮詢」已經變成一種分化而非統合的政治，而這正是諮詢工作淪喪的最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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