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1日星期二

香港獨立媒體: 曾俊華的恫嚇:經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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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的恫嚇:經濟篇
Dec 31st 2013, 03:34, by 山中

曾俊華一併回應了兩個香港人關心的話題:如何動用財政儲備和孔允明案判決對政府財政的影響。問題是,他並不是從反思和考慮政策可能性的角度去回答問題,而是假設現有貨幣與財政政策和稅務制度一定不能改變,所以收入必然減少、支出必定增加、因此必要動用財政儲備、財政儲備必會用盡、用盡就必需加稅。這個説法有很大的問題,亦有誤導公衆之嫌。

我不知道這樣的言論是帶有什麽目的,但它會造成一個效果,就是使現在處於慌亂狀態下的香港人看到「加稅」二字而更加慌亂,所謂的「中港矛盾」就祇會越發不可收拾。曾俊華可能沒有想過自己的立場,也可能沒有想過言論的後果,亦可以看出香港官員因爲英國殖民地的傳統而缺乏政治敏感度,以爲自己是中立的管理者,但這些都是政治智慧的問題而非政策的問題。

就政策而言,一般人很容易對財政儲備–香港的財政儲備都存在外匯基金,亦即外匯儲備–有一種誤解,以爲它就是是政府的金庫。外匯儲備其實是有政策意義的,並不直接反映政府總共有多少錢可以動用;對此問題,更好的指標是「政府的淨收入」,而它放多少錢進外匯儲備,則是一個分配問題。在經濟上,祇有在使用聯繫匯率的,或一些需要經常干預貨幣市場經濟體,例如中國和日本,外匯儲備才會成爲重要概念。在浮動匯率的經濟體一般是不會理會外匯儲備的多少。外匯儲備在一個經濟體的作用是讓中央銀行進行貨幣政策,維持匯率的水平,因而維持利率的水平。一般來説,經濟衰退時,央行會寬鬆貨幣政策,降低利率而刺激經濟,除非央行中了「非常認真」的毒,要在衰退期推行緊縮政策。反之,如果經濟過熱,央行就會收緊貨幣政策,提高利率以冷卻經濟。使用浮動匯率的經濟體一般會調整央行利率和短期國債利率來達到同樣的目的。

但是,聯繫匯率會破壞上述的經濟邏輯,並使之完全相反。聯繫匯率的目的是要使名義匯率固定在一個水平,但這並不代表實際匯率–貨幣的實際購買力–不會產生任何變化;聯繫匯率並不是央行說了兌換率就算,央行也需要用上述的貨幣政策,用公開市場操作方法在國際市場買賣或投放貨幣以維持匯率水平。在經濟衰退,貨幣實質價格貶值時,央行要收取(買入)本國貨幣以提高匯價;這樣會在經濟衰退時造成更激烈的緊縮。反之,在經濟過熱時,貨幣實質價格升值時,央行要發放本國貨幣以降低匯價;這樣就會造成經濟更加的過熱。央行因此失去以貨幣政策調整經濟的能力,這是聯繫匯率的成本之一。順帶一提,香港的央行–金管局–賣美元買港元的時候,就是動用了外匯儲備。

此外,採用聯繫匯率的經濟體需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讓它進行干預;外匯儲備越多,干預的能力越大,而儲備的來源就是政府的財政盈餘,亦即公衆上繳的稅款。因此,要使用聯繫匯率就代表一定程度的稅收必須要壓在外匯儲備上不能輕易動用,所以聯繫匯率又會爲公共財政形成另一大成本:機會成本,本來可以使用在公共政策上的收入變得不能使用。而制定聯繫匯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爲了避免本國貨幣升值,而本國幣值低有利於出口,所以爲使經濟復蘇,二戰後的歐洲國家大多與美元挂鈎,用聯繫匯率壓低本國幣值。因爲這原故,國民購買力就會受限,難以提升,但因爲增長中的經濟始終會有通脹,所以國民購買力會降低,生活水平難以提升–這也是中國經濟正在面對的困境。因此,綜合上述,聯繫匯率是一個非常昂貴的制度,祇要這樣的制度一天存在,這三樣成本就一天都不會減少。

再者,香港的外匯儲備規模在過去十多年間不斷大幅增長,主要原因是政府需要在97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動用大量的外匯儲備去反擊對港元的「狙擊」以捍衛港元的價格,因爲它的實質價格在下跌。而要進行這樣的操作和防止下一次的「狙擊」,這就需要大量外匯儲備,所以亞洲金融風暴後的政府爲外匯基金增設各種名目,在用大量財政去支持它,但這同時也大幅提高了機會成本。與此同時,金管局的舉動導致名義利率在上升,加上通縮,就使得債務實際價值大幅上升,形成負資產現象,使衰退中的經濟雪上加霜。亦即是說,聯繫匯率作爲一項經濟體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其成本在97年之後在不斷的提升。對香港的經濟、財政困局,聯繫匯率是形成因素之一。

所以,財政儲備動不動用,跟政府的財政開支和稅收,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政府可以取消聯繫匯率,這樣外匯儲備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動用了。當然,如果政府盈餘不能維持外匯儲備,最終結果就是要取消聯繫匯率。我並不擔心取消聯繫匯率會引起太大的經濟衝擊或有人狙擊港元。事實上,當年英國打不贏索羅斯而放棄維護它的固定匯率制度,使英鎊大幅貶值,因此誘發快速的復蘇。Paul Krugman 認爲它應該爲索羅斯在特拉發加廣場豎立銅像。另外,就算取消聯繫匯率,這並不代表香港缺乏防衛狙擊港元的能力,金管局依然能用公開市場操作或調整利率去改變匯價:由聯繫匯率轉到浮動匯率,祇是將貨幣和財政政策由美國聯儲局手中收回,雖然聯儲局本來就沒有表示它想要這個權。這麽喜歡說「收回」的話,爲什麽不先收這一項?

因此,要說福利會對經濟與財政造成多少多少成本之前,應先考慮整體政策和經濟制度的成本;如果這些成本能夠減少,政策的效率大幅提高,政府就可能有能力在不加稅或輕微調整稅制時,提供更多福利。重點是使政策更有效、更具一致性、更能互相配合,而不是因爲一個違憲的判決下來–違憲就是說,政府的法律與政策並不一致–就要「一窩瘋」的恐慌。採用合理的政策邏輯而不拘泥於某種意識形態或教條,就算是不能完全消除問題(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也能夠將損害減到最少,控制在一定範圍之中,這樣你的操作能力就會提高,就能提出漂亮的政策來。人瘋你又跟著一起瘋,就算你能煽動人心,你也不能在此之後有效的治理一個政治兼經濟體。

篇幅關係,另開一篇再說稅制和福利的問題。讀者也可以參考這〈什麽是貧困?〉和〈遇見問題應用腦想合理的對策〉這兩篇。

原文刊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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