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零」立法會財委會，建制欲快刀斷亂麻通過東北前期撥款未能得逞，新界東北村民及反東北規劃的市民，可以暫時鬆一口氣。不過，六二七又是另一個難關，暫時看不到有甚麼會令政府撤回申請，也看不到有甚麼會令建制派停止當保皇舉手機器，當日依然會強行通過撥款。
建制派夠票就郁的霸道作風為何再受挫折？泛民議員這次比較認真做會議員應有的本份？吳亮星太過不濟事？政府避免觸發更多人公投的援兵之計？
但無論如何，能真正令政府和建制派有所顧忌，泛民不敢開小差的方法，唯有「六廿七」更多更多市民到立法會反對撥款。到目前為止，到立會反東北前期撥款的市民，高峰有三數千人。經過領匯上市趕絕小市民生計；高鐵嚴重超支外，毀人家園又效益成疑；一個又一個市區重建局毀滅舊區的豪宅項目，種種只惠及上層的擾民基建和規劃，似乎多了市民關注基建規劃無道的問題，但在主流傳媒為政府和財團護航下，要扭轉「發展是硬道理」的想法，仍困難重重。
正如反東北規劃其中一位組織卓佳佳所言，沒有意識的轉變，即使有全面普選的議會，也可能會選出通過新界東北撥款的議員，「想大家將中環價值，發展主義放低少少」。若香港人只著眼於代議政制如何產生，沒對自己生活模式作出反省，最後也恐怕只會由少數人的暴力，變成多數人的暴力。（蘋果日報6月21日）
不過，擺在眼前，無論反對盲目發展主義，還是撐普選，公民抗爭都面臨「國家機器」的粗暴對待。短短兩、三個星期，就有幾十名反東北示威者被捕。這些拘捕/政治檢控明顯是阻嚇市民參與反東北集會的手法，未來亦會用來對付佔中及其他捍衛公義及庶民權益的活動。總之要阻撓官商新舊利益集團「搵快錢」，要「顛覆」現存向財團富人傾斜的政經秩序，時間愈來愈緊迫，風險也愈來愈高。
正如其中一個中共代言人，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所言，朋友初初見面梗係客客氣氣，由後過渡期及政權移交初期較寬鬆氣氛有顯著的不同，中共和愈來愈聽命中共的特區政府，不再「客客氣氣」，未來管治更強硬粗暴，抗爭者應不再存任何幻想。
灰記趁「六二零」晚上立法會「西線無戰事」，看了剛上演的韓國電影《逆權大狀》。電影以韓國已故總統盧武鉉未從政前的故事作藍本，講上世紀八十年代全斗煥軍事獨裁時，一個只顧賺錢的事務律師，偶而被委託替牽涉「國家安全」罪的學生辯護，從而政治覺醒，並為此付出坐牢的代價。雖然只是政治包裝的韓國主流電影，賣弄煽情的個人英雄主義，多於探究獨裁體制的形成與崩解，但在此時此刻的香港觀看此片，卻仍別有一番「感觸」。
電影中那些以「國家安全」為藉口的白色恐怖情節，例如不需法庭手令的秘密逮捕，嚴刑迫供所作的供詞可隨意入罪，看甚麼書可以隨意被牽扯到有政治思想問題，如信仰共產主義，因而被判定必有叛逆行為等，令灰記思前想後，覺得香港人是否始終要面對以「國家安全」之名的恐怖統治？
香港人雖然暫時未需要面對肉體折磨（其實六月十四日凌晨警員在警車內毆打反東北示威者是否已發出警號？），但集會自由已公然被收窄，不能在立法會示威區集會，參與和平示威隨時被拘捕。香港人以投票方式表達對政治權利，對普選的渴求，以及對中共踐踏香港自治的不滿和憤怒，本應完全是行使基本權利，卻被大陸官媒、前官員以及香港建制代言人和幫閒連珠發砲，抨為不合法，要打壓。而「勾結外國勢力」及「威脅主權」好像永遠的魔咒。
對電影白色恐怖的情節特別「上心」，是中國現在仍然以「國家安全」為由，做著三十年前韓國軍事獨裁政權做過的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全世界的獨裁政權，不管共產還是反共政權， 都喜歡以「國家安全」之名，行恐怖統治之實。）而八九六四的屠殺，香港人隔著深圳河亦飽受震撼，一旦國安法（廿三條）在香港制訂，那些白色恐怖的情節便變得不很遙遠，問題只是程度的差異。
電影並沒有探討韓國民主轉型的得失，但有一定年紀者如灰記，一定會聯想光州屠殺事件及韓國人艱苦卓絕的反獨裁爭民主運動。三十年過去，韓國由高壓獨裁統治，轉型至民主政治，雖然仍經常鬧出官商貪瀆的大醜聞，經濟民主化仍有待努力，但人民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寛鬆環境，卻是韓國人民透過血的代價爭取回來的堅實。｜
而香港卻至今依然徊徘在民主不前，人權自由萎縮的十字路口。
八十年代香港人「幸運」免於如韓國人般受軍事獨裁、白色恐怖之苦，因為英國於七十年代開始調整治港政策，政治環境愈來愈寛鬆，加上廉政及基本福利建設，香港人不需要付出甚麼代價便享有言論自由，所欠的是政治權利。而港人的政治權利就是在主權「君臨」的「壓抑」下，跌跌盪盪。
香港人的政治前途，在主權的「壓境」下，八十年代開始由中英代辦，香港人無從亦無太大意識爭取政治權利，「民主回歸」已是最大的政治口號。而一些香港人爭取民主的努力，都被中英的政治角力所扺銷。香港人從來都不能像韓國人一樣，發展出自己的政治議程。
數十年來，香港人習慣了掛在口邊，「香港無民主，但有自由」，這也是港英殖民政府長期灌輸的一種apolitical的意識。而這種「政治無意識」，亦是中共希望繼續塑造的一種「香港意識」，即香港是經濟城市，不是政治城市。
而這種政治權利，或政治議程的缺失，隨著「回歸」一個人民的政治權利長期被剝奪利的極權宗主國，其弊端逐漸浮現，不但解決不了經濟不公的問題，八、九十年代逐漸習以為常的自由與法治，九七後亦因為缺乏政治權利的保障而慢慢褪色，近兩年倒退得更快。而當中共不再客客氣氣，以白皮書形式指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非理所當然，而是北京的恩賜，隨時可以收回，香港人政治權利缺失的弊端盡露。
三十年前香港人被中英兩國以「花言巧語」出賣了政治前途，香港人沒有負隅頑抗，今日要奪回自己的政治前途，百倍艱難，無論爭取真正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還是另起爐灶都是。
而如果說《逆權大狀》有甚麼relevance，就是香港人不能再「沉醉」於政治天真與無知，以為不需要付出甚麼代價，便可以等運到。
「六二二」民間公投人數遠超預期，但這只是沒有甚麼風險代價的表態，只是建立香港人政治議程的一個開始，如果沒有心理準備付出更大的代價，令人振奮的公投人數只是一堆虛無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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