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宗「十月初五街殺人事件」，引來滿城風雨。假如說，此一殺人事件由眾多因素構成：暴力、醉酒、空間、身份……的話，那麼，目前討論焦點落在除了落在澳門治安問題之外，被大眾議論更多的，卻是兇手的身份！原來，兇手是一名大陸非法入境者。這讓我想起李維史特勞斯《野性的思維》中的一個有關語言學的例子。
書中，李維史特勞斯借用北美洲西北部契努克印第安語中的語言使用邏輯，來呈現一個更接近事實領域的思維方式。比如，當我們今天會以「這個惡人殺死了那個窮孩子」作為陳述時，翻譯成契努克印第安語，會成為「這個人的惡性殺死了那個孩子的貧窮。」兩者之間，到底有什麼差別呢？這裡，我們不談論太高深的結構主義理論，但從分析契努克人的思維來看，他們似乎是透過語言將事物進行更接近事件的事實。在他們的思維中，造成一件暴力事件的發生，主要是在「惡」與「貧窮」之間的權力關係，而不是一個「惡人」和「小孩」的關係。即是說，同一個人，都會有「惡」和「善」的一面，當他「善」那一面出現時，並不會作出暴力行為，只有他「惡性」出現，殺人事件才可能發生。或換一個角度，如果這個「惡性」面對的不是「窮」小孩，而是「富」寶貝，這名惡人便可能在很多情況下不會／不能打殺死這名小孩。這些情況包括，這種「惡」顧忌「富」的勢力龐大鄉，又或是，因為「富」，所以請了更多「惡」的保鑣護身，「惡」便無從接近。
舉這個例子，是因為近日「十月初五街殺人事件」有所聯想。當部分人的討論焦點去了「大陸人」這個身份，包括只有他們才會如此「無法無天」，只有他們才會如此「暴力」的時候，我們回想一下契努克印第安人的思維，也許能解開一些疑團。在構成整件兇殺事件發生的元素中，從行兇者的角度來看，起碼有三個：暴力傾向、醉酒以及「大陸人」。好了，我們看看，在這三個元素中，那一個是最重要，最能讓事件發生，「大陸人」嗎？每年，有三千萬以上大陸人到澳門旅遊，別說殺人，傷人的比例又有多少？好了，醉酒嗎？當然也不是關鍵元素，儘管「酒能亂性」這個四字辭已經深入民心，但無有人敢肯定，也沒有科學數據證明，大部分醉酒者都會打人、甚至殺人，如果是，酒精類飲品早應被視作比毒品更害人，予以禁制。好了，最後剩下什麼，就是暴力！當然，也不是每一個具有暴力傾向的人都會傷人，甚至殺人，但理性分析，比率一定比前兩者高。
李維史特勞斯在書中指出，我們用什麼樣的語言表達，不是偶然的，那是和現實需要有關。比如說，菲律賓群島的哈努諾人十分熟悉當地各種植物動物的分類及特性，他們認為當地土生植物品種中有93%是有用的，主因是他們需要掌握這些知識以進行日常生活。而回到「十月初五街殺人事件」，為什麼有人會選擇說出「大陸人來澳打死本地人」這種表述方式，又或是，在以往，不用太久，就回歸前吧，發生同樣事情，我們會有樣的表述嗎？應該不會的。原因，也許是像李維史特勞斯所說的，是時代的需要吧。
近年，不管是香港還是澳門，自由行數量快速增加，而大量遊客也確實影響到澳門人的日常生活，雙方矛盾衝突因而上升。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一種以區隔兩地人的語言邏輯急速被需要，最簡便的方法，當然是採用「大陸人」和「本地人」。然而，一種簡化地將兩地人區隔，然後將「大陸人」視作多種事件禍源的思維，不僅未能切中問題核心，反而會讓討論失焦，瀰漫仇恨情緒，誰得益了？
（本文已刊於十二月號的《新生代》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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