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0日星期一

香港獨立媒體: 本土中華並行 追隨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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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中華並行 追隨普世價值
Mar 10th 2014, 03:27, by 貝加爾

本土運動在香港悠來已久,斷非一朝一夕而誕生的新事物,然而這新的本土運動,姑且以該派論者多次自稱的「右翼」本土運動而命名之。這股新的本土運動與之前最不同的,便是主張反大陸人、反移民,把香港本土身份與中國割裂。由於右翼本土運動所具侵略性,也因此在短期內收到功效,因此在港人即食文化的功利心勢下,其聲勢不但不減反增。編者曾經多次撰文批判右翼本土論的倫理立場,但由於要更有效地讓港人明白右翼本土論的問題,本文嘗試以港人更聽得明白的語言,用現實政治(realpolitik)去剖析一下右翼的本土論在戰略上對香港毫無着數。

中港命運相連是客觀現實

一八四一年,香港開埠,源於中英貿易爭議,鴉片導致的戰爭產物。如同其誕生的背景一樣,香港一直是英國作為深入中國大陸的擴張跳板。一八八〇年,英國委任第一位華人立法局(舊稱定例局)非官守議員伍才。伍才後來在辛亥革命時代表南方議和,歷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及總理,以伍廷芳之名廣為中國人認識。六年後,一位大陸留學生畢業於皇仁書院(舊稱中央書院),他後來入讀華人西醫院,即是港大醫學院的前身。一八九四年,中國清政府於甲午戰爭戰敗,該名「港漂」與幾名港人如楊衢雲成立興中會策劃反清革命,香港成為興中會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的主要基地之一,直至一九一一年武昌首義,該名港大畢業生經香港回到大陸,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職,他便是國父孫文。一九二三年孫文回母校演講,便開宗明義說,他的革命思想源自香港。二十世紀初,英國在港的兩大建設,九廣鐵路及香港大學,皆旨在讓香港成為大陸貿易網絡及政治人才的中心,不過辛亥革命及民國初年的中國政局,又使香港的發展大變。一九二五年,中國的國族主義情緒高漲,廣州政府發動省港大罷工,香港大批工人北返,殖民地的經濟陷於停頓,也導致了本地洋行的逐漸式微。一九四六年,楊慕琦推出自治計劃,及後因大陸局勢驟變而放棄。一九四七年,大陸的國共內戰進入白熱化,大批難民湧港,香港人口幾年間翻至三倍,本地的國共勢力也在香港明爭暗鬥,引發過三一、雙十等多次暴動。香港眾多的難民人口也迫使英國大力發展公共房屋。一九五〇年,中共參與韓戰,西方對大陸實施禁運,香港經濟大受打擊。六六年,中國大陸掀起文化大革命,本地左派受大陸風潮影響,在港發動反英鬥爭,釀成暴動。一九七九年,大陸改革開放,港資北上開廠,香港經濟富裕,其大眾文化更風行大陸。一九八〇年代,胡耀邦、趙紫陽先後執政,中國大陸思想言論空前開放,香港亦開始了急速民主化。八九年大陸全國掀起學潮,本港民間組織支援北京學生運動,五月廿一及五月廿八日,香港錄得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百萬及一百五十萬人遊行,及至六四鎮壓,大陸及香港九七後的民主化進程夭折。二〇〇三年,大陸爆發非典型肺炎,官方隱瞞疲情,及後疫症蔓延到香港,導致近三百人喪生。二〇〇六年,中共制定十一五規劃,把陸港融合納入施政綱要,自由行擴大,香港成為大陸貪官洗黑錢天堂。二〇一二年特首選舉成為香港史上最骯髒的競選過程,唐梁之爭被指是中南海權力鬥爭的延伸。二〇一四年,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刺,有傳與明報早前參與揭發中共高層秘密資產有關,香港新聞自由響起警號。

以上年表式的香港大事件,不外乎是點出香港的開埠、發展、繁榮、衰落,莫不與中國的大氣候有關。中國政經社會的變化對香港有影響的史例有辛亥革命、省港大罷工、國共內戰觸發的難民潮、受文革影響的六七暴動、八九民運、非典肺炎,幾乎每次中國打個噴嚏,香港都會患感冒。同時間,大陸的二十年代的國族主義運動,中共建政後的禁運和閉關鎖國,以及八〇年代的改革開放,對香港的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化,及至今天的自由行政策及港漂現象,也大大改變了香港的面貌,但今天港人見到香港出現的變化,在香港歷史上絕不是孤例。不過在上列的香港大事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香港縱然只是彈丸之地,對中國仍有驚人影響力,無論在政治人才如伍才,抑或是孫文的革命運動,在八〇年代香港大眾文化隨大陸改革開放反銷內地,也可以看到香港的進步思想和文化,於不同時期都曾促進大陸的進步。英國人在建設九廣鐵路和香港大學時,眼光也放在改變中國的視野上。至於香港政治更加是處處受中共制肘。一九五二年葛量洪宣佈擱置楊慕琦計劃,便是以中共會反對作為理由。之後英國多次的政改計劃,最後都是以同樣理由以作罷。英國真正推行民主自治,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中共承諾港人民主自治而長展開的,但六四鎮壓亦令陸港兩地的民主進程半途而夭,香港人爭取的普選一直耽擱至今天,更引起了長期的政治不穩。十二五規劃、特首選舉、劉進圖遇襲,香港的各種政治問題也不能獨立看待,而是與大陸政治千絲萬縷。

客觀條件不隨主觀意志改變,由於先天的香港地理環境及香港的人口結構,加上了歷史的背景,香港的興衰離不開中國的變化,幾乎每一次中國出現震盪,香港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餘震所波及,在英國人統治的時期尚且如此,更何況現在香港直接受中共所管轄,香港的命運更加不能避免的與大陸更緊密相連。陳雲於《香港城邦論》中就鼓吹「河水不犯井水」,叫香港人不要干涉大陸內政,以換取中共給予香港城邦自治。陳雲並非政治學者,而他的中港區隔論更加是脫離現實的天真的想法。首先如上述所言,中國對香港的影響是因地理環境、人口結構、歷史背景、政治現實而成,不論香港人怎樣閉目掩耳,中國對香港的影響是客觀實在而不能改變的。難道不理大陸內政,非典肺炎就不會蔓延到香港嗎?除非香港真的要與大陸人完全隔絕,否則陸港只隔着深圳河這個地理現實,香港是不可能不受到疫症的影響。相反,如果香港不監督大陸的新聞自由,中共再次隱瞞疫情,受害的將不僅是大陸人,而是整體香港人。最鮮活的中港相連例子則是大亞灣核電廠,萬一核電廠出了甚麼事故,香港也會受災,那也是為甚麼,中國的自由民主就是保障香港的最佳辦法。《城邦論》中的陳雲又認為香港作為中共貪官的洗黑錢的中心,只要香港不過問,成為中共的合謀者,那中共也會保持香港城邦的金融地位。照《城邦論》所說,劉進圖因明報揭露中共首腦家族秘密資產一事而遇襲的猜測,那豈不是咎由自取?但如果選擇不報中共的貪腐醜聞,豈不是先在中共的強權下自我閹割新聞自由?這豈不是未得到中共給予自治之前,先倒過頭削弱自己的城邦自治地位?而且香港的金行、錶行、名店林立,也是香港作為洗黑錢中心的直接的結果,但陳雲同時卻支持反大陸自由行旅客的示威,更惹來中共官員直斥其非,這豈不是跟陳雲的《城邦論》背道而馳嗎?當然書中陳雲經常和面書的陳雲自相矛盾,今天的陳雲又會自打昨天的陳雲嘴巴,但當中最令人質疑者,始終是中港區隔這一個脫離現實的說法。就正如契約論先賢洛克(John Locke)所嘲諷那些妄想跟主權者定約的人一樣,「人們十分愚蠢去認為,他們以為可以避開鼬鼠或狐狸的胡鬧,但滿足於,不僅如此,更認為被獅子吞噬會更為安全。」(This is to think that men are so foolish that they take care to avoid what mischiefs may be done them by polecats or foxes, but are content, nay, think it safety, to be devoured by lions.)

與大陸民眾合縱現實政治需要

《城邦論》中的陳雲處處提倡realpolitik,要知道realpolitik起源於普魯士鐵血首相俾斯麥在歐洲政壇中捭闔縱橫的鬼斧神工。為對付頭號敵人法國,俾斯麥先後與歐洲各大強權英、俄、奧結盟孤立法國,避免打兩面戰線(two-front war)。Realpolitik來到了中國,自然要數「拉一派,打一派」的大師毛澤東。香港在面對中共時,卻犯了這個重大的根本錯誤。陸港人民來往愈漸頻繁,文化風俗之差異,空間資源的爭奪,也導致兩地人民的矛盾。本地知識界本應導正民粹,已非將之塑造為敵我矛盾的族群衝突。如先前所言,香港的前途繫於大陸的政經社會的變化,而中共首腦每晚輾轉反側的,便是大陸人的民心思變,反共起義。因此,於戰略上大陸人是香港人的合作,但鼓吹陸港仇恨卻是把大陸人推向了中共。二月份的廣東道反自由行遊行後,大陸網站騰訊評論便撰文指,大陸人的「恩主心態」是中共官方刻意營造而成。中共於六四後推行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強化中共的執政的合法地位,把歷史教育塑造成外國入侵的屈辱史,而多年的幾波反日示威,便是中共官方所授意。把當地政府施政下的社會不公視線轉移到國外,是獨裁國家慣常的技倆,而香港的反大陸人示威,正正成為大陸人民怨的出氣孔,而該篇文章迅即給網絡警察抽走,更加顯示中共的思想箝制愚民政策欲蓋彌彰,更加助長陸港兩地矛盾的加深,這也是中共所樂見的。若果你認為大陸人是鼬鼠或狐狸,那麼中共就是獅子。香港若是因為要反自由行政策,反對中共的治港政策而把所有大陸人都納入為打擊面,就如東突厥的分離主義者疑似策動的昆明恐怖襲擊一樣,不僅會受國際輿論譴責,更只會令受辱的大陸人更支持中共對港採取強硬手段,鞏固了中共黨民的內部團結,對於瓦解中共的獨裁統治,根本上倒行逆施。以七百萬的邊陲之地,以十三億大陸人民全都當成敵人是愚不可及的自殺式戰略,更有違realpolitik的思維。

非族群性的本土政治

Robert Dahl、Donald Horowitz諸政治科學學者早就對族群政治有過深入研究,指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那一種以族群身份及榮耀主導政治議題、非黑即白思維特質,加上了另一族群掌權就預示了其他族群的面臨清洗的那一種難以妥協的零和思維,助長了陰謀論滋生,因此指出了族群政治是對民主政治破壞性最強。香港雖未有真正民主政制,但我們的公民社會及民主素養完全符合健康民主政制的要求,倘若我們一旦惹上了這種族群鬥爭的疾病(國族主義中的國族身份或種族主義其實與族群身份本質分別不大),對我們的公民社會和民主精神而言,都是不利。

我們雖要切忌闖族群鬥爭這個禁區,但不代表我們就要束手就擒,對於大陸的各方面的融合採取不抵抗政策。自由行政策遠遠超乎我們的承載能力,這不涉及族群問題,而是空間及資源的實際問題,那麼港人要求限制自由行旅客數目無可非議。香港人口已經超過七百萬,土地不足,空間不足已是事實,縱使香港面對人口老化等問題,無限制的引入移民亦非好辦法。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早在十八世紀已經提出《人口論》,指出人口過多對國家造成的災難性影響。香港是否人口飽和,當然仍待專家研究,但資源例如特區政府施政失誤下的公立醫院、大學學額、公屋單位的變態性短缺,才是社會矛盾日益惡化的最核心原因,因此在人口政策重新檢討的同時,資源重新分配才是當務之急。近幾年前的高鐵、國民教育、東北規劃等事件,也是香港拒絕與大陸融合發起的公民運動,當中有贏有輸,有的還仍在拉鋸,也並非必須散播對其他族群的仇恨而達成。最終香港人要長遠主導香港城市的發展規劃,教育以及資源分配政策,想必須建立一個向港人負責的民主政府,這必須要重歸中共統治香港的政治現實根本,慎思與中共的長期抗爭手段。

香港的本土意識並非一朝一夕而來,而是一直都存在。自香港土生土長的戰後嬰兒一代開始,本土意識便從粵語電影、流行曲等當中的流行文化而生。在學生運動當中,當時便分開了「認識祖國」的親共國粹派,和「認中關社」,在認識中國之餘,還要關心本土的社會派。社會派不少人物仍是今天民主派的骨幹之一。六、七十年代由學生組織參與的一浪接一浪反貪污運動、艇戶運動、金禧事件、中文運動等,都是香港的本土運動。香港民主派一直爭取落實中英聯合聲明下一國兩制、港人高度自治承諾,跟右翼本土派所爭取的港人自治(除非他們不承認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原則,那意味住右翼的本土論骨子裏是獨立運動多於自治運動),否則民主派和右翼本土派本質根本分別不大。然而,本文一再強調,香港的民主自治問題,不可能與中國割絕。中國的國族主義之狹隘,原因是它一味強調其國族身份,而完全缺乏與普世價值相連的世界公民身份,而當港人只有族群身份,而沒有其他平衡的身份時,該身份也會便得狹隘而短視,這也是為何香港的右翼本土派愈見狹隘和極端。一些對大陸人的種族侮辱(racial slur,如先前所述,族群的優越主義supremacism,本質上與種族主義沒有分別)和仇恨言論(hate speech)在現今反種族主義的普世價值並不相容,只會令香港本土抗爭疏離於國際人道社會,自我孤立。

香港國族主義和獨立難題

當然,有少部份右翼本土派本身就聲言要推動香港獨立。港大學苑近日就出版了〈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文章,把香港人冠以民族(nation,可以建立成國的民族),並指出香港國族有自決權利(self-determination right)。當然,站在學術上的角度,香港人在語言、宗教、文化上,都有成為國族的條件,甚至在聯合國的殖民地獨立名單上,香港也是包括在內。在此基礎上,香港國族是成立的,而且港人的自決獨立權利也是合理的,但由於本文是以realpolitik的角度出發,所以也必須嘗試應用之在香港獨立問題之上。在地理位置上,香港是三面環陸,中國大陸的廣州軍區,離香港最快只有一小時行車距離,要是中國進攻香港,香港根本難以抵擋。香港食水、供電,雖可由本地的海水化淡廠及發電廠解決,但在未獨立之前,又如何說服中共讓香港人建設這些為獨立製造條件的設施呢?這是獨立派必須要前解決的技術問題,能別說香港糧食亟依賴中國的補給。在realpolitik角度來說,香港獨立難以執行,就算香港成功獨立,若果鄰國中國仍然處於獨裁統治,而又堅持對香港的主權,香港的政治也難以長期穩定,也必然不能吸引外國資金。編者於〈馬文輝與香港自治運動〉,就曾比照過新加坡與香港的獨立過程。香港的自治過程在一九四六年楊慕琦時開始,到五二年葛量洪時便已夭折,原因就如前述,英國就曾在外交部文件中指出,認為因為香港和中國的關係,「香港是不可能與其他殖民地一樣獨立」。因此當馬文輝等人仍在為香港自治而叫嚷時,革新會的貝納祺就指,因為香港與中國的地理環境,香港的自治是難以實現的。至於同時間新加坡的李光耀本來以其中一個邦加入馬來西亞,但卻被忌憚華人的馬來政府逐出而激動落淚,被迫獨立。試想當年馬來西亞若是像中共一樣,聲稱不惜一切代價都要新加坡的話,新加坡根本不可能像今天成為一個城邦。而梵蒂岡、聖馬力諾、摩納哥這些蚊型國家都是在意大利和法國的同意之下而存在的。因此一個民主的中國,幾乎是香港成功走向無論民主、自治、獨立的先決條件,而香港要獨立,還要在中國民主的情況下,它承認香港獨立主權的附加條件下。既然民主、自治、獨立派在目的上都大致相同,而手段上最終更是殊道同歸,那麼香港國族主義運動便只會把香港人推入更難以突破的死胡同裏。

《城邦論》中的陳雲說,中國一旦民主,他們將會以一人一票的方式瓜分香港,那現在的中共貪官和財閥就不是正在蠶食香港嗎?這又是害怕狐狸而又放心獅子的另一典型。而且陳雲更犯了一個政治科學最基本的常識錯誤(又或是刻意的模糊兩者分別),即是所謂民主必須要建基於憲政之上,沒有法治的民主是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的民粹政府,即是盧騷《社會契約論》的「公意」(general will),也是羅伯斯比爾推行恐怖統治時的理據,也是曾蔭權口中「極端『民主』就會變成文革」的群眾暴政時代。這不僅與民主不同,而且更與民主價值抵觸,而陳雲竟如曾蔭權一樣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民主憲法尊重少數人的權利,更不可能隨意僭越基本法,而且香港人的自治地位應是由香港人公投而非全中國公投,也正如蘇格蘭獨立是由蘇格蘭人公投決定而非全英國人公投決定。有人可能會反駁,中國不會有民主,就算有民主只會是民粹,那麼他們應該換成另一個問題:萬一中國是民粹政府,香港會怎樣?而並非萬一中國是民主政府,香港會怎樣?那這個問題的答案便會相常直接簡單:香港人為了自救,最終的辦法便是把中國從民粹或獨裁過渡成民主狀態了。對的,這一定又會觸動了反中國人士的神經,但若果不理中國,只理本土是善意的謊言,那民主中國才是香港的最好擔保便是傷人的事實,但like it or not,客觀事實不是主觀意志所能改變。

香港獨立派對中國國族主義鼓吹的黑眼睛、黃皮膚的漢族沙文主義,普通話的中心主義嗤之以鼻,但同時間,香港的國族主義卻犯了同樣的沙文主義錯誤,它假定了所有香港人都是以粵語為母語的,大肆強調粵語的優越性,卻忽略了香港不同少數族群用的其他語言。為了使正當化香港人的國族身份,它必不可避免地美化部份非中國性的香港歷史,例如片面的美化英國殖民統治,忽略歷史的複雜脈絡和背景,最終也導致了舉殖民旗反殖民的滑稽場面。與先前所述的族群政治一樣,任何國族主義,無論是中國還是香港的,都有墮進偏頗狹隘而且排斥性的思想陷阱之中,但族群和國族身份是存在而難以根除的,因此當鞏固族群或國族身份時,我們更加要時刻警惕,族群和國族想像應是開放、包容、多元、流動性而非在靜止狀態的,也是為何在本土政治中,我們也必須強調普世視野和價值。

結語

要守護本土,我們自然要在各方各面鞏固我們香港人的特殊身份,這也是中共一國兩制國策下所擔保的,天經地義。不過在維持我們香港的本土身份同時並為之抗爭的同時,本土運動要成功視野自也不能局限本土,更加要放眼中華,而且要與世界社會廣為接受的普世價值合流,「本土中華並行,追隨普世價值」,這才是本土自治運動正道之總綱。

貝加爾

原文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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