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4日星期一

香港獨立媒體: 開門——香港獨立電影節「三個保安的故事」:《女實Q》/《稻草人》/《榮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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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香港獨立電影節「三個保安的故事」:《女實Q》/《稻草人》/《榮伯》
Aug 4th 2014, 03:26, by 影意志 Ying E Chi

原刊於《映畫手民》。

四面牆圍住一個人,你會想到甚麼?今時今日,大家可能想起劏房。我心裡想的卻是更亭,中間有個保安員。

八十年代後期,我父親不再駕駛,也做過保安員,最初叫watchman,似守門大漢,後來換了個較煩的名字,叫property attendant,則像行政人員。那些年,他偶然抽很淡的香煙,回家被母親發現後給罵個半死,也不在意, 講多句都懶。我哪裡明白世道艱難,只知道那應該是很沉悶的工夫,常常懷念他的專線小巴那段曲折的山路。

保安員當然不是「自有永有」的職業。就是在那個溢滿鄉愁的九十年代,在這個城巿,他們隨著中產屋苑的普及與管理主義的蔓延,漸漸「興起」。這種就業結構轉移,其實是微妙的社會管治工程。工業勞工隨資本北上失業轉行,舊的行業或公司被淘汰,「不夠競爭力」的員工被裁員,保安員與清潔員,便往往成為收拾這個社會問題的職業(保安永遠是再培訓中心的主菜)。因此,從一開始,他們便是議價能力較低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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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倫與馬智恆的《女實Q》,選擇以短劇形式透視保安員的辛酸。短短廿多分鐘,劇情以多面向的張力推進。工作與家庭的張力、同事與上司的張力、同事之間的友誼(也是一種張力)——中間加入社會現實的側寫,例如兩年轉一次外判公司、人手不足以致無法補假、管理層有事找替死鬼孭鑊、安插親友等等。保安已是底層職業,女人還要兼顧家務,當中的雙重剝削,幾個主角都不亢不卑,如履平地。結局則相當曖昧,一場風波後,公司有了炒人的借口,女實Q主管阿咕選擇犧牲自己。阿芳保住份工,但阿咕反而重拾生活觸感。兩人的友誼有否因為公司的風波破損,則未有言明,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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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電影工作坊組員(林森擔任導師)執導的《稻草人》,則選擇完全不同的面向去捕捉保安員。保安員有甚麼工夫要做?我們不知道,只知道阿強的生命在狹小的更亭裡寧靜地消秏。每天上班下班,跟家裡年老的母親無話可說。毫無意義的工作與沉悶,有天把他帶到夢中,那裡有舒暢的郊野、奇異的花。原來阿強對於母親一直有份鬱結與虧欠,卻總是無法說明。所以他最後終於肯打開更亭的門,報名參加了「共生舞」班。母親慢慢找到了忘懷的舞步,但阿強仍在摸索,重新學習。

劉偉業的《榮伯》則是紀錄短片。主角榮伯在土瓜灣一幢洋樓上班。他做了二十多年,希望能快點退休,但只做了年多的垃圾工友比他更早離開崗位,因為「每個月希望有一天假期」。

在短片有限的格局裡創造,其實比往往長片更困難,這幾場電影都短小精悍,達到他們各自的目標。我想多講的反而是電影的閱讀方向。《女實Q》試映後,有篇在蘋果港聞版的報導,述說女工苦況。雖然女工苦況當然應該報導,但電影的主題、形式,帶來的思考,似乎記者都無意追問——如果我們只願聽到女工傾吐現實生活,那麼口述歷史的體裁或者更適合。我覺得藝術作品應該有它更大的辯論潛力,擾亂我們非黑即白的感知,把我們從涇渭分明的政治立場中拯救出來。《女實Q》強調的不止是勞動者的人權,還有職場裡微妙的友誼、女性低調的韌力。《稻草人》既探討母子的疏離,又呈現了工作的規訓形式——剝削保安員的,不止是低薪長工時,還有沉悶、疲憊、無意義的工作內容。《榮伯》反映的不獨是保安的日常生活,還有保安員與清潔工的關係、青年與老人的關係、紀錄片導演與拍攝對象的關係。

今次的「保安員系列」,沒有乞求觀眾同情,在展現勞動有價、勞動有尊嚴的政治觀點之餘,還捕捉了勞動者的敏感,他們在職場中與權力對奕的點滴智慧。始終,這是現代社會自由的命題。自主的生命,不一定只是街頭上的高聲吶喊,有時候,它可以是沉默的思考,或看似輕微的掙扎。有人,慢慢推開了更亭那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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