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4日星期四

香港獨立媒體: 災難對韓國來說,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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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對韓國來說,究竟是什麼?
Apr 24th 2014, 07:52, by 鍾樂偉

收到死神的噩耗後,悲傷但未敢放棄一絲期盼的家長們紛紛趕到海難事故現場,希望看到他們還小的兒女,能夠在拯救船上走出來,家庭重聚相擁在一起。然而,他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又一個船員與船長,在救護員的護送下走到岸邊,而他們心愛的小朋友,卻還留在正在下沉的「歲月號」上。直到最後一刻,它完整的沉沒在珍島的海域了,家長們望着大海也大概明瞭,大海已把他們吞噬,現在唯有期待奇蹟發生。

事故附近改變成臨時安置點的珍島體育館,一張張擺在地上的學生木椅,本應是學生經常坐上的,但現在竟是由他們的家長坐着,等待着最後消息。體育館內,我們聽到的除了是聲嘶力竭的哭訴,隨着時間過去,生還的可能性一秒一秒地失去,家長們也開始按捺不住抨擊政府的拯救不力,看到前來做政治騷的總理與國會議員便投擲水樽,甚至出手毆打。

這是一幅很令人熟悉的畫面,20年前韓國西海發生的近300條人命犧牲的輪渡沉沒事故、1995年發生的首爾三豐百貨店整棟突然倒塌的人為意外、2003年大邱地下鐵的縱火事件,把百多條人命活活燒死的慘劇,都是讓人傷心透徹的悲劇。那麼多年來,一次又一次災難對韓國來說,究竟是什麼?

速度與責任是什麼?

1993年10月一個風高浪急的晚上,「佩利號」以圖賺取更多利潤罔顧人命安全而超載,而且為趕及去到目的地,竟然在正船長的副手因請假而缺席下堅持出海,結果客船在惡劣海况中失控,被海浪打翻,釀成慘劇,292條人命便葬身於大海之中。

未及兩年後的一個平凡與悶熱的下午,在首爾瑞草區瑞草洞,象徵着韓國經濟繁盛高峰的三豐百貨公司,由於公司總裁李鐏貪圖私利,賄賂政府官員私自更改土地用途,從辦公室大樓改建為更賺錢的百貨公司,並且更為着方便改變圖則,把本來多條在大廈中的支撐柱拆掉,改為安裝扶手電梯。最終忽然在1995年6月29日頃刻間整棟下塌,一切化為灰燼,並活埋了500多名無辜前往百貨公司購物的市民。這不單是韓國歷史上在和平時期傷亡最嚴重的一次事故,更是至今為止仍為不少韓國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

我們知道,「快點!快點」是韓國人生活的格言。因為落後、貧窮且多年來活於被殖民與戰火之中,失去民族自信的韓國人相信要追趕西方現代化,才是令國家重新被國際社會肯定的唯一辦法。所以,數十年來一追再追是每一個韓國人都被灌輸接受的社會集體的危機意識。然而,面對那份接近「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們卻可以在20多年間,成功追上西方社會花了上百年才達到的成就。就是這種集體的危機感與相信拚出個奇蹟的心態,使韓國經濟發展的步伐遠超社會文化改變,一切可以為國家經濟GDP犧牲的,都算不上什麼,也應該被包容。

「歲月號」的船長李俊錫或許出於情急,在未有足夠經驗下走了一段捷徑航道,發現問題時已來不及調節,結果在全速急轉控制不了下翻船。其實他與「佩利號」的船長、三豐百貨公司的總裁李鐏與其他成千上萬的韓國財閥領導都一樣,明知一定的風險也決定去冒,因為多年來韓國國家命運都像他們一樣,走在鋼索上還是能夠有幸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些微風險與人命只是其中的賭注,能夠省下的時間和金錢才是改變命運的金科玉律。

但可惜的是,韓國在經歷過數十年間的海(1993年的「佩利號」事故)、陸(1994年聖水大橋、1995年的三豐百貨店倒塌意外)與空(1980至90年代數之不盡的大韓航空空難)的人為災難,這扭曲與非人性的錯誤人生價值,卻在過往賠上萬千無數的無辜生命後,依舊一樣。

服從心態又是什麼?

「歲月號」海難事故令人最惋惜的,是整船人中學生能夠成功逃難的比例很低,相比而言,現在獲救的生還者中,八成都是成年人,只有兩成是安山市檀園高中的學生。這不期然讓人想起一個關於韓國的古代故事——沈清傳。

「很久以前韓國有一條很落後的村莊,那裏住了一個生活悲慘的家庭﹕沈清的媽媽很早離世,父親卻是瞎子,一直以來孝順的沈清都有一個願望,是希望可以讓父親的眼睛可以康復。一天一位和尚告知沈清,如果她能夠捐出300袋米,便會醫好她父親的眼睛,後來,她知道那條村落每年都會向海中龍王送上一條處女生命作獻祭,並為其家人送上300袋米為報酬,結果沈清奉上了自己性命,跳進海裏死去。龍王因而深受沈清的行為感動,最終不但封她為王后,並安排她與醫好眼睛的父親團聚。」看到一個接一個學生在海難中犧牲,能夠活過來的都是成年人,更能感受出這個韓國古代故事的悲痛一面。

透過當時在船上拍來的片段,我們看到船員在意外發生後,不但沒有即時安排疏散學生們到甲板上逃,更指示學生們留在原有位置,不要離開直至另行通知,結果大部分學生都被困在第三層中,至今生死未卜。

11年前的大邱地下鐵火災中,學生同樣是當中燒死的死難者中比例最多。根據事後學者Jeon Gyu-yeob與Hong Won-hwa的論文研究發現,早於當時因為未有收到任何疏散的指示,且眼見在車廂中的其他人都未有行動,因為集體意識下未有單獨離去,結果大部分反而選擇留在列車內拍照與以手機聯繫外面的朋友而已,最終活生生的在車廂中被燒死。11年過去,韓國學生到今天再一次因為集體意識與尊重指示,薄弱的危機意識不但未有進步,更因為此而再一次導致無辜的犧牲。

不能否認的是,韓國經歷2003年大邱地鐵火災後,危機應變管理是比昔日的部署更專門化,政府間的協調更透過2004年建立的「國家中央災難安全對策部」而成熟。然而,每一次災難的發生,都告訴我們一個事實:任憑國家部門如何現代化,社會文化跟不上,問題始終都會繼續爆發。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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