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與友人談及胡適，一席話後，我對這位中國近代史的風雲人物興趣大增。其實年少時我讀過李敖的《胡適研究》，但內容現在已幾乎完全忘記了，只記得李敖是敬佩胡適的。胡適是開一代風氣的人物，令人佩服的，不是他的學術研究（他的學識當然高，但學術研究不算有大成），而是他那知識分子的風骨和對時局的投入及影響。
我剛讀完余英時的長文〈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收入余著《重尋胡適歷程 --- 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此文抽絲剝繭，有理有據，同時饒有趣味；讀罷，我更確定上述對胡適的評價是對的，單是這一篇文章，已令我十分敬佩胡適。我接著會讀余英時其他論述胡適的文章，當然不能不讀胡適的《四十自述》和《口述自傳》；李敖的《胡適研究》和《胡適評傳》，還有唐德剛的《胡適雜憶》，也在書單之上。
有趣的是，在網上搜尋胡適的資料時，看到季羨林〈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一文，文中對胡適有這樣的評語：
「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獃子。也舉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適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聲明，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著開著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注》。一聽到《水經注》，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致極高，大有挑燈夜戰之勢。從這樣一個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見大嗎？」
「書生」和「書獃子」這兩個詞語都沒有準確的定義（其實我們日常用的字詞很多都沒有準確的定義），但以我的理解，它們的意思並不相同——簡單地說，書生不一定是書獃子。書獃子是所謂「讀死書」的那種書生，不知變通，不懂世務；俗諺有云「盡信書不如無書」，書獃子就是「盡信書」的書生。胡適即使只是一介書生，也決不是個書獃子。
無可否認，胡適天生一副書生相，年少時俊朗而有書卷氣。
到年紀大了，則是老書生的模樣：
不過，胡適肯定不是「讀死書」、不知變通、不懂世務，單是看他在當中國駐美大使那四年的行事，例如運用各種方法希望能促成美國在太平洋與日本開戰，便知道他對時勢的掌握是相當準確的，書獃子絕不會有這個本事。
然而，稱胡適為「書生」，卻是恰當的。季羨林關於《水經注》的那件軼事，顯出胡適對學問的沉迷執著，不是書生，哪會有這樣的沉迷執著？此外，胡適始終有書生式的理想主義，對一些理念堅持到底，例如教育和政治方面的理念，有時到不近人情和不適時務的地步。
這樣的書生很容易不得好死。胡適名氣極大，在社會和學術界的地位崇高，所以有本錢得罪蔣介石；可是，假如他身處的是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大陸，那麼，恐怕他的名氣和地位也保他不住。無論如何，像胡適這樣有學問識見、又肯投入時局的書生，是每個社會都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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