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根源自當地民眾對開放兩岸服務業的憂慮。而在香港，「拖篋驅蝗」、「愛國愛黨」這些新形式示威，承接了「反雙非」、「光復上水」等反「自由行」活動，但引來更廣泛的迴響。這自然與特區政府發布的「7000萬估算」到「1億也來者不拒」的說法有關，也同時為梁振英那帶點不食人間煙火味道的「未富先驕論」所激發。數百名學生的佔領行動，觸動了整個台灣朝野，很有可能逼令政府作重大讓步；參與人數不多的香港「素人之亂」，所引起的中港兩地的爭議，影響力遠超動輒成千上萬的港式遊行，這大概反映了推動「兩岸」／「中港」融合的一些根本問題。
是質素？還是數量與速度的問題？
以筆者較熟悉的香港為例，反「自由行」活動所帶來的迴響，孕育於近年中港矛盾升溫的社會環境。然而，相關爭論的焦點，卻有點錯置。支持繼續甚至擴大「自由行」的觀點，建基的是旅遊「有利經濟發展論」，間或滲點國際大都會應接納多元文化的價值觀，借助的是物質利益和「文明道德」這雙刃劍；反對「自由行」的聲音，則源自過多旅客來港對本地民眾日常生活的干擾，當中的一種頗有影響力的看法，傾向把數量增長與速度過快的問題，同時解讀為人口素質的比較，以至打出「驅蝗」這帶侮辱意味的口號。
「自由行」引發的論爭之所以錯置，源於正反論述均混淆了數量（及速度）和質量的問題。一方面，「有利經濟發展論」錯誤地把經濟高速增長等同整體社會生活質素的改善，宣稱「造大個餅」（量的增加）就必然令民眾受惠。然而，倘若分配不均的情况日益嚴重（這正是香港的現况），餅造大之後民眾所能分享的份額，可能會愈來愈少（見圖）；更甚的是，如果追求經濟急速增長，也同時意味對自然生態和既有社區生活的加快破壞，離可持續發展（或永續發展）自然愈來愈遠，由此受害的，往往是缺乏資源和選擇的廣大民眾。因此，「經濟增長」並不必然是個好東西，速度太快，也就是「經濟過熱」；增長數量集中於某些部門，如金舖奶粉，自然會擠佔民眾日常生活的空間和資源。擴大「自由行」就算能刺激經濟更快地增長，但港人的生活質素卻可能因此變壞。「有利經濟發展論」，除了混淆了數量增長與生活質素外，也遠離本地民衆的日常感受。
另一方面，「驅蝗」論述也同樣把「自由行」中的數量及速度問題，混淆了人的素質差異問題。中港兩地基於社會體制和歷史軌迹的不同，民眾的生活習慣和價值準則自然有異，跨地旅遊或易地遷居，自然容易產生誤解與摩擦，但倘若數量不多，又或旅客移民的增長不太急促，社會應可以慢慢適應，就像香港過去持續接納不同時代的移民一樣。不過，倘若旅客移民增長過多過快，自然容易對本地民眾日常生活造成嚴重的干擾。因此，問題在於數量與速度，而非人的質素差異。試想如果每年數以千萬的來港的大陸旅客，全是行為高雅的音樂家藝術家，本地的商場由金舖藥房轉作琴行畫廊，對本地民眾生活的干擾，恐怕不下於來港購金買奶粉的大陸民眾所帶來的影響。事實上，香港政府人口政策中的輸入「優才」計劃，幸好數量不算太多、速度不算太快，否則這些「高質素」的「新移民」，僅是投資購房買地，也將不可避免地大幅推高全港的商住樓價，而人口房車數量的增加，也自然對公共交通構成壓力，同樣會嚴重影響本地民眾的日常生活。
數量種族主義
把少數旅客移民的「不文明」行為，擴展為整個族群的質素，顯然以偏概全，有欠公允，這是十分顯淺的道理，用不着多費筆墨，正如我們都會認為近日澳門一些有關「港客等同投訴怪」的指控，也不應「一竹篙打一船人」。同理，「驅蝗」行動也不代表港人的「文明質素」，而「驅蝗」的參與者也未必是心存惡意的壞人。正如澳洲學者Ghassan Hage在《悉尼先驅早報》（12/6/2006）指出，聲嘶力竭喊出帶種族歧視言論的民衆，很多時也是心地善良或至少並非邪惡之輩，他們往往只是想發點聲音、表達訴求。因此，Hage認為，面對喊出種族歧視言論的社群，不應簡單指摘他們的行為源於「不文明」的「人的質素」，才有可能促使他們反思這些行動對他人產生（很可能是不經意）的傷害。他在結論中指出，反對種族主義的朋友不應說：「他們不是好人，只是種族主義者」，而應改說：「他們很多也是善良的人，但這不代表他們沒有種族歧視的言行」。Hage的觀點，或許能有助我們梳解本地「反自由行」引起的論爭。
「自由行」之所以惹起不少港人不滿，主要在於其數量過多速度過快，而帶點侮辱他者的「驅蝗行動」的反應，或可視之為一種Hage稱之為「數量種族主義」（numerical racism）的東西，也就是基於移民（或旅客）過多而產生的排外種族主義情緒。倘若我們把數量和速度問題，錯置理解為人的質素差異，變為互相批評對方「不文明」，這不僅無補於事，更可能各走極端，矛盾加深。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方法，是認真控制數量和速度，而非「1億也來者不拒」或「未富先驕」等不負責任的言論。
兩種社會運作邏輯的矛盾
除了數量和速度，中港矛盾還同時建基於兩種社會及政治運作邏輯的相遇。
以「驅蝗」為口號的反「自由行」行動，儘管與主流社會強調的「文明」或「和理非非」價值觀格格不入，甚至備受批評，但卻仍然獲得本地輿論的不少同情解讀，這除了反映本地社會不滿過多過快地來自中國大陸旅客的干擾外，也同時反映港人對內地社會和政治運作邏輯的抗拒，包括對中國大陸政府和權貴的不尊重人權、以權謀私、貪污拼爹、遏抑新聞言論自由、維穩至上的法治觀等憂慮和不滿，也包括對危害民眾日常生活素質需求的造假現象的恐懼與抗拒。更甚的是，透過幾任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作中介，這些不為港人接受的政治和社會運作方式，正逐漸滲入香港。見證了新聞言論自由收窄、維穩警權擴大、廉署失守、法治動搖，又經歷了國教港視風波、高鐵東北融合，這些或多或少都與中港社會和政治運作差異及矛盾相關的變化，身處在這種社會脈絡之中的港人，產生「抗中情緒」及意欲追求自治，甚至希望完全割斷中港聯繫，自然很可以理解。
如果旅客移民的數量和速度才是直接引起中港矛盾的近因，而中港兩地政治、社會體制和運作差異，則是背後的深層矛盾，那麼解決的方法，只能是認真地針對數量和速度，訂定能保護及改善港人生活素質的人口和旅遊政策，以至組織社會力量，抗拒侵害人權、自由、公正和民主的政治、社會體制和運作邏輯。自然，在目前的不民主政治制度下，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處理這些問題，恐怕是緣木求魚。缺乏社會和民主運動的推動，恐難成事。而在目前中港矛盾不斷升溫的環境下，如何建設性地理解「排外自治」與其他不同的社運（如農業復耕運動、同志運動、工運、婦運）的分歧及共享的焦慮，恐怕是需要首先展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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