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kenixlau，現居多倫多。《游城客書》作者之一。
做酒樓推點心車，也不留在香港教書，他說。
他在香港教中學十幾年，高中，主任。大學三年制改成四制，二線中學搏上一線，補課補課再補課，迫學生和老師一齊交出成績。老師的行政工作有增無減，消磨教學熱誠，學位教師額卻強如殺村教，買少見少。內地學童掙完幼稚園掙小學，長大後勢必掙上中學。制度非人性化，教育欠啓發性，看不見出路，身為教師沒有被尊重，連身邊的教師也不尊重自己教師的身份。而且孩子正就讀初小，離開更是早晚的事了。
「未來已經完全沒有希望了，要想盡辦法走。」而「走」的意思其實是「回去」，返加拿大－－90年代初他還是學生，父母決定移民；大學畢業，拿着加國護照又舉家回流香港。十幾年後，他幾歲大的孩子也持加拿大護照。技術上，明天即可起程。不過快 40 歲了，去別的城市未必有機會再當教師，重頭開始倒非不可能，卻真未可知。「或者可以搞小生意，賣熱狗飽……至少週末有機會和小朋友們去海邊釣魚。」偶爾他還是會猶豫，孩子看見爸爸由教師變為酒樓推點心車的阿叔，會不會留下甚麼陰影。。。
同一下午，在鄉郊山邊一塊小農田，他提着水桶，一左一右，穿梭在油麥菜、紫椰菜和人手挖的小水坑中間。「尋日唔記得提你，好多紅火蟻，北美傳過來架。過去搵對水鞋睇下岩唔岩洗啦。」
10年前我認識的他，總是竭力把說話盡可能講清楚，不管是電影、理論或是社會抗爭公共討論，算為少數情理兼備的知識份子。後來他因為真實地活在身處的群體之中，也真實地鍾愛上土地，向土地致敬式學習農務，一耕四、五年。山邊租來的房子，離村口巴士站 15 分鐘腳程，月租三數千。入夜後，有一條沒街燈的車路可達；腳行的話沿農田回去，有燈。一星期全職耕種 4 天，其餘時間兼職在大專大學講課。
他用爛紫椰菜葉浸的水，加枯葉枯草燒成的灰，溝水，澆在生得肥大的紫椰菜上。「唔知得唔得架，就試下得唔得。」
「村口有巴士半小時內直達鐵路車站，嚴格黎講好方便。我都想全職種呀，仲未得。」後來我問，看來大家都很想走，對嗎？ 他反問，你話 T 走唔走丫？（我搖頭）咪係囉。我的朋友圍埋都係農友，d 泥唔好，咪整好佢囉。
遙指不遠處一小片田，種了幾年稻米，剛被地主收回土地。咁今年點種？「無話唔得嘅，總有方法嘅。」
酒局，他說要拍一個故事，故事裡有一首台灣古老的童謠，連場景也選好，在台中某山岡上。
他也嚷着決心移民台灣。「我唔想第日我個仔同人講話『我要做導演』時，會俾人恥笑。」
同一酒局，我們問，在這樣黑暗無望的局面，做教育的，還可以對年輕一輩學子說甚麼？
正在歐洲著名學府深造政治哲學博士學位的毅行者說，比起學術研究和機會多少，也許更重要的是骨氣。「總有些不能反駁的價值，是可以慢慢被感染的。」－－數年前我曾暗中勸諫，在香港造政治哲學，你還是先拿個英國護照才回來吧－－後來或是最近，他轉接給我提起一篇文章，寫文章的，是一位可以在著名學府覓得教席卻決心回去台灣定居的學者，他曾經深交的亞裔同事，承受不了白人主導的職場上的族裔壓力，自殺。文章細節和作者早就忘記，其中一句是「我不想等我的城市變得適合居住的時候，才回去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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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多倫多的冬天特別暗黑漫長。我分不清在 -25 度的嚴寒雪地無了期等巴士難受一點，還是在香港與大陸自由行迫地鐵難受一點；亞裔移民在西方主流社會扎根拼搏悲涼一些，還是眼見司法制度新聞自由逐步崩壞悲涼一些。也許內容脈絡不同，難過的強度一致，就像 19 歲第一次分手的痛，同 46 歲婚姻失敗的痛，並無異致。
2014年的今年，我在多倫多，正巧碰上香港新一輪移民潮的波浪，也目睹 80 年代移民潮的他們和他們下一代「後來」的故事－－如果「移民」是童話故事的結局，那個 Happy ever after 的所謂「後來」，是很多很多個沒有人提起的故事－－最天堂之處，地獄同時并存。
偷朋友的話：欲真正感受天堂，最好對地獄有所了解。
（待續）
原文刊於《游城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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