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世界新聞網
自回歸以來，新聞自由作為香港其中一個最核心的價值，曾經歷多番的衝擊。
零三和零四年硬碰撞過後，新聞自我審查變成了「和諧」共識。香港於世界180個國家的新聞自由排名，自零二年的第18位，跌至今天的第61位。
儘管傳媒機構已在管理層面自我約制，最近兩年，香港進入了政改方案的諮詢期，當權者為了阻止港人爭取真普選，改變了「和諧」策略，手腕變硬。
過去兩個月由《明報》總編劉進圖被撤換，《商台》李慧玲被辭退，均令人回想零三年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大遊行後，電台名嘴及專欄作者被大清洗的狀況。
不過，在重演的歷史旋渦之中，公眾對傳媒機構「換人」的做法卻顯得頗為冷漠，覺得人事調動與新聞自由不相干。這與大家對新聞自由的理解，未能著地有關。
此外，互聯網新媒體因為降低了發佈新聞的成本，也讓一些人覺得即使傳統主流媒體失守，大家仍能自由地享受網上免費資訊。直至被撤換了的《明報》老總劉進圖被砍受重傷，公眾才隱約感受到新聞自由的「價值」。
而官方也急忙把事情與「新聞自由」的關係撇清，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以現有證據指向「買兇」斬人為由，多次向傳媒公佈，「未有直接證據顯示劉被襲與新聞自由有關」。這種刻意的誤導，令人懷疑警方是否會調查幕後買兇者的身份，及其動機，也掩埋了新聞真正的價值。
每次當媒體工作者說香港的新聞自由收窄，就會跑出一些評論說，香港擁有新聞自由：滿街報刊，互聯網沒有防火牆，記者不用註冊，不是很自由嗎？
我們今天談新聞自由，都是在商業媒體的背景出發，講法律保障及自由市場，卻甚少談及新聞機構的運作規則。香港絕大部份的媒體均是商業運作，換句說，新聞是作為一門生意與投資，當中涉及資本投資及回報。
新聞有價，記者、編輯管理層、印刷發行廣播、租金等等，都是真金白銀的投資，要靠廣告收入及建立政治連帶關係回本。換句說，新聞媒體一方面充當著權力監察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商業媒體作為一門生意，也往往構成 C. Wright Mills 所說的權力菁英 (power elite) 階層。九七前後，香港大部份傳媒老闆及高層被委任為政協，就是在打造新的中港政治連帶和管治菁英階層。
當權者對新聞自由的干預，往往透過管治菁英間的默契進行，大老闆定了報章電台的風格，管理層盡量把關。不過，媒體高層仍不時會收到來自政府或商界的「投訴」，指報導不夠「客觀」或「失實」，又或某些專欄作者、意見領袖言論偏頗等等，無故撤廣告時有發生。
在這種商業經營的生產方式下，傳統主流媒體做新聞的空間，主要以編採自主的專業運作與各種政治引力制衡。
言則，我們念之在之的新聞自由，並非固有，而是一群從業人員在日常實踐裡擠出來的空間。當黑手透過人事調動或中宣部式的電話指令，直接伸向編採部門，在專業保護傘下僅餘的空間隨時下塌。是故，《明報》撤換總編，才引起新聞界如此大的震蘯。
回想在零四年時，筆者與一些朋友為了回應當年報章和電台管理層清洗意見領袖的做法，透過「香港獨立媒體網」推動公民記者的實踐，曾批評新聞專業主義裡，一些「持平」、「客觀中立」等原則。現在回看，當我們把新聞放在政治經濟的生產線上，這套專業原則，難道不是一個防線去捍衞媒體的監察功能？
對這套專業操作最大的打擊，就是透過管理和「人事調動」去改變編採部門的運作，這種做法，是共產黨在大陸管治媒體的一套權術。而《明報》和《商台》毫無理由、突如期來的人事調動，讓人覺得大陸的一套管治媒體的潛規則已明目張膽地進駐香港。
面對著這境況，有些人提出新媒體是出路。的確，互聯網低成本的發使功能，使媒體的運作成本大降，打破大資本下的商業媒體獨大的模式，引進新的「NGO媒體」、「政團媒體」、「公民媒體」、「公共媒體」及「獨立媒體」等多元的經營方法。
可是，多元的經營，不等於新聞和言論的空間自然而生，每一種媒體的生態，均會衍生出新的干預方法。
新聞有價，自由也有價，在商業媒體範典下，新聞從業員透過專業的腰板與權力菁英遊戲規則抗衡，製造新聞自由的空間。新媒體在貎似自由的互聯網之中，難道不會成為權力菁英新的競技場？當大家覺得互聯網的資訊是免費而不願去承擔生產新聞的成本時，新聞和資訊的性質將進一步的政治化，大家如何去實踐新聞自由，去制衡權力，監察當權者？
多年來，一個又一個的記者、媒體人以腰板去捍衞做新聞的空間，大家又願意為新聞，為自由付出甚麼？
作者為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4年3月24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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