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徐想，90後教師，相信公民教育建基於日常生活實踐，希望透過教育工作改變社會。
《逆權大狀》上畫至今，碰著今天的政治社會狀況，令不少觀眾深感唏噓，同時又借電影互勉。不少論者先後以電影為題發表評論，無論從電影分析，或是歷史回顧的角度，最終都希望借古議今，百花齊放。筆者並非專業影評人，本不應在此題目上班門弄斧，然而電影中幾個片段，卻引起筆者對於今天香港公民教育的思考，因此希望借電影為引子，拋磚引玉，從政治教育的角度作一些討論。
三個令筆者印象深刻的片段分別穿插在電影不同角落裏：
（一）
當主角宋宇碩親身去到那個被用作非法軍事審訊的場所進行調查時，被負責審訊的督察車東榮當場捸獲。車東榮在劇中代表了強大的國家機器，他聽到國歌響起會肅然敬禮，及後又教訓宋宇碩「回家好好想想怎麼奉獻國家吧！」。
（二）
當宋宇碩駕車到法院為學生辯護時，一群示威者斥責其賣國，更以雞蛋扔他，使他狼狽不堪。
（三）
在舊同學的聚會中，宋宇碩的高中同學、擔任記者的李允澤，道出了當時傳媒的失效和社會的沉默；宋宇碩的得力助手朴先生，在宋宇碩決定為學生辯護而放棄和大財團合作後說：「你今天拒絕了一生中千載難逢的機會，別後悔。」
三個片段在電影中一迅即逝，卻成為了電影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反映了宋宇碩所面對的高牆，並不只是一個明目張膽作惡的國家機器，更包含了在不同社會文化領域中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壓力。80年代的南韓，處於全斗煥軍事獨裁政權執政初期，電影中軍政府利用南、北韓政權對立的狀態，肆意運用酷刑，打壓異見，壓制人民的思想自由。以國家之名，任何不公義的手段都被視作為必要之惡（甚至會認為是彰顯正義的舉措），從而獲得了正當性。此外，當社會上每個人都只關心自身利益，或擔心生計，或追求榮華富貴，其他與我無關的一概不理，亦是這個封閉社會的幫兇。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生，筆者不得不承認，關心生計合情合理，但卻難以認同對不公不義的沉默。透過上述粗疏的詮釋，我們可以隱約看到兩種有關政治教育的信息：其一，進行錯誤的愛國教育，會為民主社會帶來難以磨滅的災難；其二，忽略正確的公民教育，同樣不利於民主社會的發展。這兩種信息，絕對是今天的香港難以迴避的兩個問題。
服從的義務 VS 異議的權利
九七回歸後，「一國兩制」是香港人自我保存的一道符咒，同時亦是一隻港人擺脫不了的幽靈。一方面，隨著民主訴求的越來越烈，香港社會正逐漸形成一種自由主義，甚至是福利主義的政治文化，公民社會逐步形成；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則逐漸在香港彰顯其權力，更越來越有行使管治權的意圖，是一種強調集體主義及堅持「黨國制度」的制約的政治社會文化。兩種文化的對立漸趨激烈，甚至已走到刀鋒上，稍有不慎，定必會玉石俱焚。
兩年前的夏天，政總前一幕幕「反國教」的集會活動，對港人依然歷歷在目。經此一役，我們才真真正正把關於國民教育/公民教育的思考置於公共討論中。「國教」在名義上雖然被擱置，但實際上卻早已滲透到社會中；而到了今天，在「白皮書」的推波助瀾下，所謂「愛國愛港」的價值灌輸更是排山倒海。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更有需要透過一種正確的公民教育，才可以避免港人引以為傲的價值被侵蝕，並在「中國VS香港」這個錯綜複雜的關係中屹立。
公民教育理應包含公民權利和義務的教育，偏重或忽略任何一方都不恰當。公民和其所屬的政治社群，可被理解為「行動主體」(agency)和「結構」(structure)之間的辯證關係，兩者不斷發展，同時又互為影響。從公民權責與民族國家的歷史軌跡來看，兩者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但又互相對抗的關係17、18世紀歐美的民族運動和國家戰爭期間，服兵役可以說是公民義務的一種體現；然而當國家徵召公民去履行義務時，卻促成了一個重要的現代公民權利 － 平等參與行使國家權力的政治權利。民族國家一方面要求公民履行兵役的義務，另一方面則以投票權作為交換，結果，民族國家的本質反過來被改變了，專制的皇權變成了民主法治的公權力。從《逆》一劇中，我們看到宋宇碩後來投身的政治運動，乃至那段時期的公民運動，開啟了韓國民主化的步伐。這些都證明了作為「行動主體」的公民如何透過行動改變「結構」（包括了制度和意識形態），理解並懂得處理這種關係，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公民教育一個不可或缺的目標。
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公民固然有責任認同和支持國家權力和制度；但與此同時，公民亦有權利監督、問責、質疑，以致公開批判國家制度和政策，使之不斷改進和完善。今天香港人爭取民主，普選固然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目標，但現代民主社會的建立，更需要一種正確的公民教育，培養新一代同時實踐「異議的權利」和「服從的義務」，民主、自由、理性和負責任的政治實踐原則才能達到。
公民實踐的希望
面對強大政權的壓迫，宋宇碩最終感召了「沉默的眾人」，包括那位曾經的戰友，為利是圖的朴先生；在他被控帶領非法集會時，又有99名律師挺身而出為他辯護。民主化運動後的韓國依然擺脫不了腐敗的官僚文化，前總統盧武鉉更因貪污醜聞下台，繼而自殺身亡；但當《逆權大狀》在韓上畫後所引起的社會關注，間接促成釜山地方法院最終為五名遭迫害的學生平反，又似是冥冥中的一種自我救贖。
每一次公民政治實踐，也是一次公民教育。面對這一面無處不在的高牆，抗爭者總能夠找到回應的辦法，在牢固的結構中帶來微小卻又令人震撼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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