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閱讀《逆權大狀》的故事梗概，知道是以前南韓總統盧武鉉如何從律師變成為民權領袖作藍本的改篇故事。盧武鉉於2009年於家的後山跳崖自殺，縱然我對韓國政治人物無甚認識，但他生前受醜聞纏身，而死後群眾大規模紀念集會時悲慟哀號的情景，我依然甚有印象。然而，《逆權大狀》作為一部以前總統生平事跡為藍本的電影，更是一位自殺身亡的前總統，我不禁疑問，《逆權大狀》的出現有點出奇地快，通常有關政治人物的電影，都誕生在其人離世後一段時間，如奧利華史東的《驚天大刺殺》跟甘廼迪被刺身亡相隔28年，奇連伊士活執導的《 J.艾德格》跟活佛在生的年代也相差近30年。政治人物通常都帶有爭議性，其形象通常需要較長時間來慢慢沉殿，是故我對《逆權大狀》在盧武鉉離世後4年便已在南韓公映甚感出奇。
記得在盧武鉉剛離世的時候，我在《經濟學人》雜誌讀過他的訃文，提及他退休後回到家鄉的小屋住，旋即成為一個活生生的旅遊點，民眾會在背後跟著他踏單車，或者在他屋外拍攝他抽煙的照片。這篇訃文可見盧武鉉具有如明星般的親和力。在《逆權大狀》中，宋康昊所演的宋佑碩就是以盧武鉉為原型，跟一般從政人物正經和藹的形象不同，宋佑碩是一個娛樂性極高而感覺非常草根的律政英雄。他跟同期的律師不同，沒有大學學位，做律師只是為賺錢，而且專做當時專業律師看不起的地產契約和稅務事項；一有機會便逢人就派卡片，連酒店的接待員也派，食飯就只食外賣和牛肉鍋，醉酒會死賴在別人店子，看新聞就罵那些示威的學生，總而言之，是一個原本對社會無甚承擔的人。
後來，因經常光顧之餐館老闆娘兒子振宇(任時完飾)突然失蹤，宋佑碩陪老闆娘去警署探訪，才發覺整個警署完全不依法行事，如無理拒絕家屬探訪，見到振宇時他精神明顯失常及滿身傷痕，明顯受過虐待等等，宋佑碩才第一次認識身處國家制度之恐怖。他突然不再視賺錢為人生主要目標，變身成為一位為正義而戰的律政英雄，親身查案、搜証、如特務般逃避跟蹤，最後在法庭上以滿臉怒容和淚水施展三吋不爛之舌的抗辯。這種如此簡單直接的英雄形象，跟現代政治的權術和陰險截然不同，在電影上之總統有如此英雄氣概的，我只想起《空軍一號》內的夏理遜福。《逆權大狀》為主角另起宋佑碩一名，固然可給予更多自由的創作空間，不必太過著意盧武鉉本人的歷史評價和形象，同時可見韓國觀眾對盧武鉉作為正義英雄也毫不抗距，甚或非常受歡迎。《逆權大狀》是南韓史上入座觀眾最多的本地電影第八名，超過一千一百萬人次，比於香港大熱的《我的野蠻女友》之入場人次多出一倍有多。
《逆權大狀》的故事圍繞著發生於1981年的「釜林事件」，多名學生和老師以傳閱共產主義書藉、違反《國家保安法》等理由被補，在《經濟學人》的訃文亦有提及此事件為盧武鉉成為民權領袖的轉捩點。電影背景當時正是全斗煥獨裁政府時期，1980年全斗煥發動軍事政變和引發惡名昭著的「光州事件」後成為總統。《逆權大狀》身處頗敏感的時代，但對時代背景沒有太多著墨，「光州事件」和全斗煥的名字完全沒有提及，總統只曾出現在肖像照片上，主角宋佑碩未接觸案件時社會簡直一片昇平，大學生示威只是新聞報導上他們愚蠢自大的玩意，不斷幻想世界會因你示威而改變。
《逆權大狀》雖然無心去交代清楚時代背景，不過電影中盧武鉉的原形簡直是叫人喝采的英雄，全斗煥所領導的政府完全是邪惡而獨裁，在同一部電影中把兩名前國家領袖如斯直接地描寫成一正一邪的兩角，這樣情況在電影史上非常少見，更甚者盧武鉉自殺死去只是幾年，全斗煥到今天依然健在，但他們英雄和魔鬼般的形象可以如此戲劇化地呈現在電影銀幕，可反映出韓國近數十年政治和社會發展轉變之大和急速，而當中的轉變給予韓國電影無數獨特的故事題材。
《無聲吶喊》
近十多年韓國電影發展十分之快，其中為數不少的佳作都是有關韓國過去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南北韓的分裂對立固然是極具可塑性的題材，如《太極旗飄揚》、《生死諜變》和《JSA安全地帶》就是箇中表表者；另有一類像《逆權大狀》一樣以真實政治或社會事件為藍本，如《實尾島》、《殺人回憶》、《無聲吶喊》等等，它們除了在票房上十分成功，更有帶動社會重新閱讀歷史，甚至可為含冤者伸張正義。《實尾島》最後讓當年被國家遺棄的兵士之家屬獲得了賠償，《無聲吶喊》促使重新調查和審訊該有關聾啞學校的性侵事件，而《逆權大狀》上映後，法院也重審「釜林事件」而當年遭迫害的五名被告判定無罪。
《實尾島》
這類韓國電影技巧上有點像一般荷李活電影的節奏，但它們積極地面對和重新審視過去之歷史，從中找出社會需要更多注視的議題，拍出多部看得教人咬牙切齒、內心難以釋懷的作品，這份社會承擔和議題的爆炸力成為韓國電影一大特式。若跟香港比較，香港電影鮮有這種直接了當的爆炸力，記憶中直接描述具震撼力社會議題的，有《天水圍的夜與霧》、《等候董建華發落》、《籠民》、《無人駕駛》、《童黨》等等，偏偏這些作品在香港算不上有很大關注，反而談港人身份認同的電影和評論，這麼多年來大家依然樂此不疲。其實今天香港有數之不盡的社會問題和矛盾，這些問題就像韓國的歷史一樣，是很有發揮空間的題材，香港是應該要有更多對社會有承擔的電影，和更多關心社會的觀眾。
(經修訂後刊於明報，2014年6月1日)
原文刊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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